本报全媒体记者 石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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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立秋，我们苗族都要去赶秋。

“赶”，不是“赶走”，而是怀着热情与希望，去追寻、去靠近、去感受；“秋”，没有凄凉和悲伤，而是成熟、丰收、沉实，是澄明的天光、撩人的浪漫与生命的激情。

湘西苗族赶秋节，正如其名，充满动感、光影、色彩与热烈的情绪。

8月7日，又逢立秋，我们身着盛装，赶往花垣县边城镇和双龙镇排料村，奔赴一场节日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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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城与排料两大秋场，人们迎秋、祭秋、闹秋，感受苗歌、苗鼓、苗族武术的魅力，领略巴代祭祀、上刀梯、踩铧口、喷火等技艺的神秘、惊险、刺激，零距离触碰到苗绣、苗银、苗族蜡染的质感与美。除此之外，翠翠巡游、水上飞人表演、低空飞行表演、美食展示展销等散布秋场各处，引得赶秋人不顾高温，流连驻足，认真观看，真正闹热了节日氛围。

自由，热烈，有序，浪漫——不论是多年前人数超20万的那一场，还是今年边城与排料的这一场，每一年的花垣赶秋节，都存续着近百年前苗族学者石启贵在《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中所述“苗民赶秋，几习成风，凡坐秋人，概易新装”的古老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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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往年一样，今年花垣两地的赶秋盛会秉承了“群众自发、民间主导”的原则，政府相关引导工作隐于流程、仪式、人潮、盛况之后。整个边城核心景区与排料集场，节目丰富，环环相扣，场场相接，无台上台下区分，更无主客之差别。来过节的，到达便可与苗族同胞一起唱歌跳舞；来拍照采风的，也无需忍耐诸多开会般的繁琐流程。

东游西逛，纵享欢乐，绝对自由——是我热爱赶秋节的重要原因。在我25年新闻职业生涯中，每一次赶秋都是以过节的心情完成采访与写作的。

当采访有了趣味，那么工作就会成为游乐；

当非遗融入生活，那么传承不会太过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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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湘西州“苗族赶秋”成功申报并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代表性名录。2016年，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每次面对“苗族赶秋”，我都会感受到它体系的庞大与内核的深刻。

仅其起源，便有浪漫情爱说、神农取谷说、椎牛祭祀娱神说等，可谓纷繁复杂，莫衷一是；就其仪式而言，有庄严的秋场祭仪、古老的秋场古歌、浪漫的秋千对歌等；还有内容方面，既包括具象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也包括各种抽象的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

“苗族赶秋”并非一个单项的非遗项目，而是巨大繁复的苗族非遗体系，但它仍被传承得很好——苗族同胞以热情点燃了热情，远亲近邻、十里八乡的人们都自发参与其中，每年都是歌潮舞海，摩肩接踵。较百年前石启贵的记录，当下苗族赶秋的生态更丰富，生命更旺盛。在非遗保护传承困境重重的当下，这一现象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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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湘西尤其是花垣苗族传统赶秋节在传承与保护方面，能让我明显地感觉到两个主张：一是回归民间，二是回归文化。

回归民间，即如学者丁乃通先生所说“民间的事情民间办”。没有枯燥的大会流程和严肃的领导讲话；活动指示牌中有咨询服务热线，但并不列主办和协办单位；秋场与游乐全部呈现开放式，拥抱而非隔离每一个赶秋人。政府全程仅作引导和服务，并非包办，而历年赶秋节不论规模大小，均有序而又热烈，显示了群众出色的组织才能和民间巨大的凝聚力。这给我们启示：要让非遗花朵开得灿烂持久，就要培育出民众的热情与丰饶的土壤。

回归文化，即不把文化之外的东西强加到赶秋节上。以今年花垣赶秋节为例，其核心内容是“群众文化活动”，不仅展示了苗族祭仪、体育、艺术等民族传统文化，而且融合了《边城》的人物与场景元素，既展现了民族精神、民族个性和历史记忆，也展现了苗族同胞与自然、与自我、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景。赶秋的所有文化元素都是原生态，充满旺盛生命力的，没有旅游经济目标的“纠缠”和违背文化嬗变规律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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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以为，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回归了民间，回归了文化，也一定能够回归生活，回到活态。

比如春节。每年年关，不论多忙多累，不论贫穷或富有，中国人都要回家过节：大扫除，吃团圆饭，放爆竹，贴窗花，一起守岁，等待新年。作为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习俗不仅根植于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深深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所以，春节，是约定俗成，而家的地理位置，是中国人习惯性、下意识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方向和归宿，无需大声呐喊保护与传承。

每逢苗族赶秋盛况，便觉赶秋节和春节一样，是已经渗透到民族血脉和精神中的文化因子、文化自觉。

不论“苗族赶秋”的形式与内容多么繁复庞大，若能继续追本溯源、返璞归真、融入生活，就能持续回归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