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新沛

伏暑酷热，儿子批发了各式冰棒雪糕填满了冰箱。看着他每次大汗淋漓回到家，取出一根冰棒慢慢享受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根冰棒。

那年的夏天，我大概是七八岁的样子，河对面的公路上开始有人骑着脚踏车吆喝：冰棒，冰棒，水果冰棒五分钱一根，绿豆冰棒一角钱一根。

村子里有个别孩子，拿着五分或者一角钱，买得冰棒后故意这家串串那家走走，专门到小孩子多的地方很响地舔吮着冰棒。没钱买冰棒的孩子，会围着吃冰棒的孩子边吞口水边问：是甜的吗？很冷吗……嘴巴几乎都凑到冰棒边了。吃冰棒的孩子，有时会几兄妹一人咬一口，有时也会让关系好的朋友舔上一两口，更多的时候则是自己小心翼翼地吮着。

我的父母生育了四儿两女，尽管两儿因幼时生病夭折，4个孩子的家当时还是挺贫困的。看到别人买冰棒、吃冰棒，我就带弟弟妹妹回家，不让他们流着口水围观别人的炫耀。

农历逢五逢十，就是七八里外大兴寨赶场的日子。那天阿婆去赶场从我家门前过，我嚷嚷着要撵阿婆脚去赶场，阿婆没有拒绝我，但首先表明自己是没有钱的，到场上不能哭闹要买东西。父母身上没有钱，让孩子和阿娘口袋空空地去赶场还是有点内心不安的。父亲从小就头脑灵活，他盯着母亲才摘的半背篓新鲜缸豆，突然就笑了起来。父母亲利索地把缸豆理整齐，用粽叶子绑成九把一样大的，还有一把稍微小点的。

阿婆帮我背着父母绑好的十把缸豆，我随着她一路紧走慢走，终于到了大兴寨场上。

阿婆在路边的地上铺了一个尿素口袋，把一捆一捆的缸豆排开放在上面，婆孙俩蹲着等待有人来买。我家的缸豆又胖又长，没有一个虫眼，是攀爬包谷秆长起来的，卖相很好，我们刚摆好摊子不久，就有好几个人来问价。

我们喊价一角钱一把。有人送价八角拿完，有人送价九角买完，送价最高的是九角七分，她说那把小的只能送七分钱。我咬价要一块，我觉得十把缸豆中虽然有一把少点，但整体有那么多，值一块钱。后来，到我们摊子前面来看货和讲价的人越来越少了，阿婆有点心慌，悄悄地跟我讲，如果再有人送九角七、九角五的就卖了。

又有人来讲价，我和阿婆仍然喊价一块卖完十把。这是一个讲汉语的大姨，口才很好，还表扬我年纪小小就会做生意了。她边表扬我边讲价，我那时汉话还讲不利索，又被她夸得不好意思，最后九角钱她把十把缸豆买走了。

我和阿婆虽然遗憾九角七分高价不卖，最后活活少了七分钱，但心里又挺高兴，特别是我，第一次口袋里有了这么多钱，还是自己挣的。

钱是人的虎胆。阿婆问我想买什么的时候，我底气十足，脱口就说要买冰棒。那时的冰棒只有两种，一种是绿豆冰棒，一种是水果冰棒。那时的绿豆冰棒并不像现在一样，整根都是绿豆沙，而只是头尖尖上露出几粒绿豆；水果冰棒也没有水果，而是水加糖（精）的凝固体。冰棒一般都是放在一个泡沫箱里，箱上面盖上一块棉絮，再固定在脚踏车的后架上。

阿婆坚决不要冰棒，她说她的牙齿受不了冷。我于是花了五分钱，给自己买了一根水果冰棒，又舔又吮，好不痛快。

天气太热，水果冰棒融化得很快，我吃完一半多的时候，一大节的冰棒脱离小竹片，“啪”的一声掉到了地上。这时候，我的嘴巴里已经冰凉，也知道冰棒就是这个味道了，主要还是要面子，于是继续往前走，不再理会掉到地上的冰棒。阿婆看到就蹲下身子把未融化完的冰坨坨捡起来，吹吹刮刮沾在上面的灰尘，然后送进了嘴巴。阿婆一边砸吧着嘴，一边惊叹“好凉！好甜！”

后来，我家河对面的供销社收竹子做晒花帘，我们大人小孩都上山砍竹子卖，我和我妹一天可以挣五角到一块的收入，身上随时都会有点守荷包的钱了。

当河对面公路上又传来了“冰棒！冰棒！绿豆冰棒一角钱一根、水果冰棒五分钱一根”的叫卖声时，我妹趟水过河，一次性买了六根绿豆冰棒，全家每人一根，我们家第一次实现了冰棒自由，父亲对我妹的大方和对家人的无私赞不绝口。

后来，大哥参军留在部队，我大学毕业当上了法律工作者，弟弟参军入伍以及四兄妹相继成家立业，冰棒就不是什么稀罕物了。

只是每年夏天，看见冰箱里面儿子批发回来的脆皮、巧克力、奶油等五花八门的冰棒，总难免会想起那年卖缸豆买的人生中第一根冰棒。阿婆也已去世多年，但她蹲下去捡我掉在地上的冰棒吃的情景仍然像在昨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