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朝玲

阿娘离开我们已有好些年头了。但我总觉得她老人家还活着。有时好像看见她或坐在堂屋的火坑边，或睡在厢房的木床上轻轻地和我们讲话。

阿娘生于1915年，还不到六十岁就身体不好，但到医院检查，又没查出什么大的毛病。就是老喝水，一个晚上要喝一小桶。而且要喝没烧过的井水，越凉越好。喝水多，尿就多，每每睡在床上刚想合一下眼，又要起来小便。小便后又喝水，喝水后睡下。睡下又要起来小便，一夜到天亮就这样折腾着，白天亦是如此。饭吃得很少，吃饭也不要什么菜，就用冷水泡着吃。就这样拖了几年，身体一天天消瘦。医生说这叫消渴症，没有什么好办法医治。1983年春，我和爱人回去看望她老人家时，她对我们说，我只怕过不了七十岁啊！她说，我们家祖上的老人都只那么点寿岁。我说，现在医学发展了，有病可以治，不比过去，您老人家还是要再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吧！她说，有么检查的啊，不要浪费钱了。我又说，那就同我们到城里去住一段时间吧，这样方便一些。她说，我哪里都不想去了，就住在乡下好。我们没有办法，只好由着她老人家，让她随弟弟住在泸溪县达岚镇罩坡农村老家。此后我在外面工作时，常为阿娘瘦弱的身体担忧。她老人家劳累了一辈子，为了盘儿养女，什么苦都吃过。现在儿女们都大了，生活条件也好了，可以享清福了，可她老人家的身体却垮了。我尽可能多抽一些时间和爱人带上孩子们回家看望。只要市面上能买到的好吃的适合老人的，都想法买一点带回去给她尝一尝。有一段时间她老人家想吃薏米粥，本地没有买的，我就托人从外面买一些回来。只要知道她老人家想吃什么，就尽可能去买。不过阿娘从不在儿女们面前说她想吃什么，不想吃什么。她常说世上好吃的东西多得很，哪能吃得尽啊！再说，人也不能只想吃好的东西，只要有饭吃就很可以了。我们只能从她的表情中观察揣摩出她想吃什么。但我们只要买一点稍贵的东西带回去，她总是说，买那么贵的东西做么个呀！钱米好难得啊！

阿娘的身体越来越不行，开始几年她老人家还能在屋外走一走，后来就很少出门了。只能歪在床上睡睡，或靠在火坑边坐坐。在阿娘最后的几年中，我们回家去看望她老人家时，每次都是坐在床头或火坑边和她老人家说话。这几乎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

阿娘这样的身体居然活到了八十岁，而且头脑一直很清醒，心情也很好，没有埋怨，没有唠叨。去的时候很安详，没有痛苦，也没有遗言。不过在她老人家离世前几个月，精神还很好的时候，曾经和我们说过一些话。她说，在这个院子（即寨子）里的同龄人中，年轻时我是最受苦的人。到老了，我是最舒心的人。我能活到这把年纪就很知足了。你们几兄弟姐妹都已成家立业，添子发孙，我也放心了。要是我哪天走了，都莫麻烦大家，莫讲热闹，莫讲排场，莫请人唱老人歌，莫请老司做道场。那些都是遮旁人眼的事，既浪费钱财，又浪费精力。孝敬在生不在死，人死如灯灭，搞那些没有用处。这大概就是她老人家留下的遗言吧！

是的，阿娘在年轻时是村里受苦最深的人，因此，也是最容易满足的人，最能体谅别人，关爱别人，特别是最能体谅子女，关爱子女的人。阿娘年轻时受苦的情状和为人处事的形象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也不会磨灭。

我们家居住在辰溪、泸溪、麻阳三县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解放前家里只有不到十运谷的山田，主要靠帮人做砖瓦或砍柴烧木炭谋生。做砖瓦、烧木炭这些既脏又累的力气活，一般都是青壮年男人们去做的事，而阿娘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却和父亲一起做了几十年，从解放前一直做到合作化以后。春秋两季做自己的阳春，夏季做砖瓦，冬季砍柴烧木炭。这就是那段时间阿娘和父亲的劳动规律。烧木炭是其中最苦最累的活。越是天冷越是下雪越要去烧。炭烧好了要和父亲一起挑到离村几十里的辰溪潭湾、麻阳茶溪、泸溪浦市等地去卖。哪里逢场往哪里去。卖掉木炭得钱就买些米或杂粮什么的挑回去供一家人糊口度日。有时炭卖不掉，买不回粮食，全家人就得挨饿。那年月家里穷，没有胶鞋，大雪的天，无论上山烧炭，或是挑炭赶场，都是穿水草鞋。路滑时就在水草鞋外面再包一些棕片。脚指头、脚板常常全被冻得麻木，刺扎在上面也不知道痛。加之衣服又单薄，赶场地来回路上还好些，一旦到了场上，站着或坐着卖炭就冷得浑身发抖。守着木炭挨冷受冻，从来也舍不得烧一点给自己取暖。后来每当我读到白居易的《卖炭翁》时，就想起阿娘和父亲，不禁潸然泪下。集体化以后，阿娘虽说很少烧炭了，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她在生产队劳动总是争做重工，没日没夜地多做些工分。一年下来，所得工分比队里最好的男劳力也少不了多少。

我们家人口多粮食少。在我的记忆中，我年幼时家里除了过年过节外，都是“分餐制”。阿娘每餐煮好饭，总是先留足父亲的那一份，然后是我们兄弟姐妹按劳动量大小分配。最后轮到阿娘，已经所剩无几。有时家里只给父亲煮一份主粮干饭，阿娘和我们一样都是稀饭或菜饭。（菜饭即用一点点粮食拌青菜或南瓜之类一起煮成饭）而且阿娘比我们分得少。弟妹年纪小不懂事，总是眼睁睁盯着父亲的饭。阿娘说，他（指父亲）是屋里的主要劳动力，要做重门路，他如果垮了，我们大家连稀饭也吃不上了啊！姐姐说，阿娘您还不是一样也做重门路吗？还做得多些呢，忙里又忙外。的确，子女们都知道阿娘的劳动量并不比父亲少多少。她除了和父亲一样上山做外面的门路，还要按时做屋里的门路。每天总是天没亮就起来做早饭，天亮了和父亲一起上山，晚上还要在松油灯下或纺纱，或织布，或补衣，或积麻……直忙到鸡叫二遍还没上床睡。但阿娘总是说，我拖得起，少吃点不要紧，不能把你们饿着了。即是在食堂吃饭的年代，阿娘也总是把她那一份不多的饭分一点出来，或给父亲或给子女。我在初中读书的时候，正是三年苦日子困难时期，家里没有钱给我交伙食费。阿娘又重操旧业，瞒着生产队偷偷摸摸上山烧木炭，卖点钱供我读书。有一次阿娘赶了近三十里路将卖木炭得的三元多钱送到学校里为我交了一个星期的伙食费。她舍不得在街上买一点东西吃又往回赶。在回家的路上她昏倒了。也许阿娘就是因为年轻时过于劳累，又过于刻薄自己，才在老年时落下了那么一个怪病的吧！

阿娘在儿女们的眼中是一位好母亲；在村里人的眼中是一位好长辈。阿娘虽然不识字，但她从小博闻强记，从长辈的口授相传中记下了《三字经》《增广贤文》等传统启蒙读本中的许多格言、警句，如“人之初、性本善”；“人要中心，火要空心”；“恶事莫作，善事奉行”；“便宜不要，浪账不收”；“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等等。她还从别人的讲述中记下了许多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如《岳母刺字》《孟母三迁》《安安送米》《孟姜女》《二十四孝》等等。我们还很小的时候，阿娘就给我们讲《二十四孝》中的孝子故事。在教育我们时常把那些格言、警句贯穿在其中。她教导我们要做老实正直的人，勤劳节俭的人，敬老爱幼的人。还教导我们与人相处要和睦友好，互相帮助，不要欺负弱小。阿娘处事待人很诚心很公心，是我们的榜样。她对子女无论长次，无论儿女，无论女婿或儿媳，都一样看待，从不厚此薄彼。儿女有过错，她不护短，也不打骂，总是耐心说教。儿女有进步，她很高兴，但从不向人炫耀。对村里人无论张三李四，无论贫富，无论亲疏，无论长幼，她都一样对待。谁家有难处她都会伸手去帮助，即是在我们家最困难的年代，她宁可自己紧一点，也接济过别人。阿娘不仅心肠好，而且脾气也好。她从不和村里人吵架，即是有时与人发生一些小口角，她也总是退步让人，事后也不记恨别人。她常说：“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有时有人在阿娘面前挑拨是非，说某人对阿娘如何如何，阿娘总是一笑了之。她信奉“是非终日有，不听自然无”“冤家宜解不宜结”的俗语格言。阿娘和村里人相处得好，村里人都很敬重她。即使对她有成见的人，在私下里也不得不说：“她是个好人”。阿娘生病以后，村里的人经常来家里看望她，三三俩俩，络绎不绝，有的人或一天半天地陪伴阿娘讲话解闷。

阿娘说她到老了，是村里最舒心的人。我感到这句话是她老人家对新社会的最好赞誉，也是对子女们的最好夸奖。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使阿娘一家彻底翻身解放，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使阿娘一家生活越过越幸福；阿娘的儿女个个孝顺，在阿娘长达20多年的病痛中，儿女们都是尽心尽力尽孝，守护照料无微不至。在这样温暖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中，阿娘的晚年怎能不舒心呢？

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在阿娘走的时候，我没能赶到床前送终。阿娘每次病重总是叫弟弟不要告诉我。说是怕影响我的工作，而每次弟弟总是偷偷带信告诉我。我只要听说阿娘病重总是想办法赶回家去看望。我回到家里阿娘自然很高兴，但总是要批评弟弟：你怎么又把你哥哥叫回来啊，我这病三日没有两日好，哪能经常耽误你哥哥的工作呢？阿娘最后这一次病重是在一九九四年正月初八，弟弟打算第二天打电话告诉我。哪知就在这天晚上阿娘静悄悄地走了。我得知不幸的消息已是深夜。那天晚上下雨，乡下的简易公路积水泥泞，车辆无法通行。我们只好在中途下车，冒雨摸黑步行往家里赶。到家时已是第二天凌晨四点多钟。我问弟弟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弟弟说：“阿娘要我暂时莫告诉你。她说过两天就会好的，又说，刚过完年，单位里很忙，不要耽误工作”。弟弟又说：“我也没料到她老人家走得那么快”。事已至此，我也不能埋怨弟弟。

阿娘走了。儿女及儿媳、女婿还有孙辈们都来了；亲朋好友都来了，全村男女老少都来了。我们按照阿娘的遗愿，庄严、肃穆、大方、俭朴地为她老人家办理了丧事。不久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此后，我时常思念阿娘，时常出现文章开头的那种情景。这大概就是情切思亲的表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