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平

我的家乡在湘西的一个小乡村。村子条件不好，典型的九山半水半分田。

我们的村子在当地还算大，有两个生产队。懂事的时候，我就记得父亲是其中一个生产队的会计，白天与社员们忙着在田地里干活，晚上则和出纳员一道在煤油灯下“噼里啪啦”地拨算盘，算那一年到头也分不到几个钱的余粮钱。耳濡目染下，我便对那块串着许多珠子且能通过它把一塌糊涂的账物弄得明明白白的神奇物件起了兴趣，总是不停地向父亲问这问那。看着我小小的年纪对算盘这么感兴趣，父亲便自豪地手把手开始教起我来——“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四去六进一……”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便把那简单的口诀背得滚瓜烂熟，且能通过它从一加到三十六。因为从一加到三十六刚好是六六六，感觉很有意思也很奇妙。

记得父亲那块算盘框子和珠子是木做的，串珠子的杆儿是竹子做的，也许是因为经常拨打的缘故，珠子油亮油亮的，也因为拨打的时间多的缘故，有的珠子裂了口。当然，父亲那块算盘是生产队的，已经传了几任，父亲的前任便是我的大伯。

看我小小年纪对算盘的领悟能力如此强，父亲骄傲地说：“等你当会计的时候，我们自家屋里买块算盘！”

当然，父亲也了解我，作为一个祖祖辈辈生活在穷山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晚辈，我的志向应该不止于此。

事实正是如此，我成了我们村里的第一名大学生。鬼使神差地是——我读的大学正好是省内较有名气的一所财经学校，而在那个电脑还刚刚启蒙的年代，学财经，珠算是必不可少的，且至少要过四级才算合格。

学校给同学们每人发了一块算盘，也是木框木珠子儿，只是框子的四角是用铜片固定起来的，很稳当；串珠子的杆儿是镀铜的，拨起来更流利。学校里专门开了珠算课，教的东西就远不是从父亲那里所学的常用的那几招了——加减乘除混合运算，而且数字的位数多到五六位以上，技巧上更是什么一目二行、一目三四行的，甚至还可以乘方开方。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财政部门工作，也是个离不开算盘的单位。也是在这时候，我终于用人生中的第一份劳动所得为自己购买了一块算盘。这时候的算盘已经有很大的改进了，铝合金的框，塑胶的珠子，框子和珠子较之前木制的小了许多也轻巧了许多。我就带着这块看似轻巧的算盘一步一步走向不平凡的人生旅程——先是有幸进入城市信用社，后来因城市信用社与农村信用社合并又到了农村信用社，最终在农村信用社改制后进入如今的农村商业银行。

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银行业务的广泛电子化，我的那块算盘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我始终不曾忘记它伴随我所走过的人生历程，特别是现在身处在银行风控岗位上，我更是时时警醒自己：要提高风险意识，千万别在错失中误了事业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