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雪梅

那天，站在南岳坡临水的岸上，看着初起的雪花，在洞庭湖上空像细碎的羽毛，飘舞着，漫天打着涡旋，再一朵一朵落在白亮的湖水里，转眼消失于无形，我突然对这种不可阻挡的消失，有了强烈的惋惜与无措感。

环顾四周，古老的岳阳楼披着簇新的光泽；周边的广场、沿湖风光带，也都是新的。除了南岳坡这个名字还有熟悉的气息，其余景物，已经看不到多少熟稔于心的老痕迹了。我猛然觉得，有股茫然之气，在胸腔里上下攒动，它卷起的是对乡土弥新的欣慰，和对乡土陌生化的不适。心里那点乡愁的方寸感，隐约有点破裂了，感觉自己像个找不到景点的外地游客，而不是揣着欢喜心回老家的本地人。

我很幸运，谋生处离家乡不远，才一百多公里，不到两小时路程。照理说，家乡这么近，还去强调自己肚子里积压着的重重乡愁，多少有点矫情。既非前面横亘着千万里山水，也非马车牛车、土路颠簸的年月，想回老家，拔腿就可成行。

的确，我每年都会利用周末或者节假日回乡几次，时间都丢在陪家人、见旧友、会亲戚上。年轻时，回乡喜欢呼朋唤友；人到中年，就觉得窝在老父母家，听他们唠叨，比酒聚茶会之类更让我安心。

匆忙回去，匆忙离开，好多年过去了。老家，不认识的地名、街道越来越多，熟悉的景物和面孔越来越少。有时兴冲冲地奔赴某场相约，却不得不问路，或者借助高德地图导航。童年记忆里，一些熟悉的地名，像半边街、洗马池、吊桥、汴河园、郭亮街和瓦亮的枫桥湖……都像云烟一样消失不见了。我开始茫然，在生养我的地方，站在街头，心里没有了底气。一个自以为闭上眼睛都能在城里招摇一大圈的本地“土著”，那一刻，有些心慌，仿佛找不到家的孩子。我对老家，不知不觉竟有了一种“隔”的感觉。

事物就像硬币的两面，老城蓬勃的日新月异，催生了我的自豪感。老城的快速陌生化，也强化了我的疏离感。此后的每次回乡，总感到血管里某种浓烈的东西，被白开水勾兑了，有一种酒到微醺，瓶却见底的感觉。

想起那年的同学聚会，大家从四面八方回到曾经就读的中学，庆祝毕业三十年，可母校除了那块地皮，其他校舍、操场、树木全都看着眼生，怎样辨识也看不到当年的一丝痕迹。大家都窝着一些失望，嘴上不说，内里却在彻底哀悼自己永远消逝的童年和母校。我就想，为什么不给远离的人，留一点回望的念想呢？

那一年，我站在苏州老城的一条窄巷里，看着黛色的小青瓦和粉白的墙壁，以及光溜溜的麻石板地；看着小楼的窗格里伸出晾衣的竹篙，上面飘着孩子的尿片、大人的背心和洗得掉色的抹布，恍然走回了自己已经丢失的旧岁月里。

巷子中，两个老太太的竹靠椅，倚在半开的木门上，她们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吴侬软语，我听不懂，胸口却有一阵阵亲切感泛起。苏州是可以安放旧岁的地方。她懂得人的乡愁多么沉重，又多么脆弱。她知道，人的乡愁是依附在旧物旧迹上的，就像许多轰轰烈烈的历史，必得依附在文物遗迹上才能让后人窥其面目、知其缘起。故而，苏州的建设，保留了旧巷老街，新城在不远处另起炉灶，这也让老城人的乡情有所附丽。

那年在伦敦，遇到一位老太太，离开英国几十年，回来后居然发现自己童年时走过的每一条街、每一扇窗、每一幢房子，全都还在。她高兴得仿佛回到了自己生命的出发点，笑得满脸都是菊花纹。她对我说，坐在童年时的旧风景里喂鸽子，是自己这辈子最后的愿望，现在越过半个地球回来，终于实现了，她可以安心地面对生命的尾声了。老太太的声音，多少年来，一直栖息在我耳朵边。

我就想，无论如何，巴陵这个古城，于我不应该是陌生的贴标。它写在我的履历表上，是我名字前终生不可剥落的定语。我是岳阳人，即使在长沙城活了30多年，我也不可能因为变成了长沙的“葱蒜”，而忘记自己的根须。可每次回到自己的胞衣地，就又会感到，这个贴标像泥巴敷的墙皮，被陌生的潮水冲刷着一层层脱落。

我记忆中的一些地名，街道凭空蒸发了，那些脚印叠脚印的烟火岁月，那些家长里短，那些平房陋巷，像故去的老人，完全没了影子。还有我们的从前，随着这些拆除与兴建，都连根铲掉了，几近寸草不生。

现在，我站在汴河园的旧址，那一条大峡谷般凹下去的菜园子，早就变成了窗叠窗、门挨门的密集的门面房。泥土与粪肥的味道没有了，清晨的一垄云烟和蔬菜的青涩味道也没有了，连同我和一帮在菜花里乱窜的孩子的童年，一起都不见了。

我以为，城市的建设，还是要给远处的老乡留点旧识，留份可见的熟稔。熟稔，可孵化亲切感，也好比河岸码头的桩，能拴住很多远行人的柔肠。一些历史久远的地名和小街陋巷，并不只代表破旧。相反，一座城市适度的旧，往往还是人们不可割断的“精神脐带”，像每个人心里都藏着的一座童年的房子，而一些老地名的消失殆尽，无异于历史的脉络，被拦腰截断。

令人欣慰的是，近日返乡，看到一些老旧建筑和巷闾，被挂上了文物保护的牌子。洞庭南路的一些老街，还修旧如旧，恢复了古城记忆的一些片段。我感觉与这座城市的精神脐带，忽又联通了。

月下怀乡，灯前忆旧。在外地的岳阳人，乡愁依旧悬情有枝，这是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