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 刚

在湘西这片氤氲着神秘气息的土地上，异质文化宛如一座深邃的地下酒窖，在悠悠岁月中沉淀、发酵，孕育出了两种风格迥异却同样迷人的“琼浆”：一是于舞台上翩跹流淌的《二十四时舞》，一是在舌尖间悠悠荡漾的酒鬼酒。二者看似分属舞蹈艺术与酒文化两个不同范畴，实则根脉相连，同藏着湘西文化的基因密钥，恰似被一双巧手捏就的双份陶坯，各自于时空窑炉中，煅烧出不同的文化釉彩。

文明根系：巫傩图腾的双重显影

巫与傩，或者万物有灵，是这片土地绝大多数文化样式的底色。当《二十四时舞》中的“秋公秋婆”戴上面具，在苗鼓声中欣然踱步时，那狞厉而慈祥的远古面具，与黄永玉笔下不羁而友善的山鬼醉态，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秋公秋婆莫可名状的衣饰纹路，是湘西先民对自然力量的抽象表达；而山鬼衣袂上的薜荔花纹，则是湘西人对生命起源的浪漫想象。

在湘西腊尔山台地，许多超通识事件至今仍在上演，比如落洞的传说，比如祭灵的仪轨。祖灵面具在毕剥燃烧的篝火映照下，竟散发着《二十四时舞》中湘西板凳同样的辉光，并通感于酒鬼酒厂区常年弥漫的酒糟微香——难道，湘西的酿造师们，在调配酒曲、蒸煮五谷、窖藏酒体时，也是在遵循着某种神秘的规则——观星辰运行、察节气变化，来确定发酵的火候与时间？

无论如何，这种对天地时令的敬畏和顺从，能与藏于我们细胞深处的某些信息，形成了奇妙的共鸣。

时序酿制：湘西叙事的天人耦合

也许所有的“无上妙品”，都是时间的作品。

《二十四时舞》以时序为轴，将苗族人的生死欢忧编织成六个篇章。当“冬至·藏”篇章中的舞者蜷缩身体、模仿种子在冻土中的沉睡时，酒鬼酒的车间里，新粮正在经历着类似的“冬眠”——酿酒师们将高粱、糯米等五谷封入窖池，让它们在季节中缓慢发酵，仿佛大地对种子的孕育。

而在“夏至·长”篇章，舞者们挥洒银饰，模拟阳光在谷物上的流淌。此时，酒鬼酒的发酵车间内，酒醅正在经历着最活跃的“呼吸”：中偏高温大曲在62℃的温度下，将五谷精华转化为浓郁的酒香——这种对“长”的演绎，既是对自然的应答，也是对生命的礼赞。

酒鬼酒的“馥郁三香”——前浓、中清、后酱，恰似青年时如浓香般浓烈奔放、中年时如清香般沉稳内敛、老年时如酱香般醇厚悠长——人生三境，即是时之三境，循环往返，周而复始；又恰似《二十四时舞》的意向，从“立春·启”的稚嫩，最后到“赶秋·实”的成熟，生命韵律同步了时间节奏，生命本质熔铸于时间史诗。

感官密码：共情自然的生命诗学

苗族似乎是一个完全遵循时间律令的民族，其所有的节令，都以时间为刻度。一年之中，每到特定的时分，湘西苗寨就会传来苗鼓的震响。当鼓槌敲击鼓面时，那低沉的“咚咚”声，仿佛直接穿透胸膛，与心跳产生共鸣，与山光水色产生共鸣。

喝酒鬼酒也有类似的效果。也许，在微观层面，馥郁香型白酒中分子的振动频率，有着与苗鼓苗歌相似的节拍。无论从味感还是文化感，酒鬼酒都是与众不同的“黄药师”，而苗族的鼓与歌，亦如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姿彩和律动——奇妙的是，这些姿彩和律动，竟又如此和谐于真切的自然，达到某种不可名状的“自然共情”状态，恰如黄药师稍稍敛息，就完美融于建筑与夜色。

这种自然共情，在《二十四时舞》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舞者佩戴的银饰，随着动作发出清脆的叮当声，与酒鬼酒挂杯时的流动声形成听觉上的复调。而舞者肌肉线条的起伏，又与酒体在口中的醇厚感构成触觉上的共鸣。

而这种多感官的交织，让观众在观舞品酒之间，完成了对湘西文化的沉浸式体验。

基因活化：现代语境的生动转绎

当《二十四时舞》在厦门闽南大剧院首演时，随剧展售的小批量酒鬼酒产品被抢购一空。或许，厦门观众在剧中的暮色里，看到了湘西的星辰；在苗鼓的震动中，尝到了湘西的醇厚。

而巡演中的《二十四时舞》，注定要带着湘西的泥土芬芳，踏遍现代都市。舞剧中的“赶秋”仪式，必将在玻璃幕墙的观照下，将古老绎呈为时尚，将线性的时间绎呈为环形的时序，为孕生于自然原野的湘西文化，找到都市丛林中的栖息地。

此时，湘西山野里，野樱花和油菜花竞相怒放，和巡演中的《二十四时舞》一起，隔空互表，分别以自己的姿势，讲述着关于生命、时间与永恒的故事。

此时，酒鬼酒窖藏溶洞里，微生物群落构成复杂的生物场域，净化、醇化、柔化酒鬼酒的酒体，以洞中一日的平和姿势，静静等待着世上千年的精彩绽放。

或许，酒鬼酒的“不可太醉”，跟《二十四时舞》的“向死而生”一样，既是生活导向，也是生命哲学。

或许，《二十四时舞》是动态的、仪式化的时间史诗，而酒鬼酒是静态的、物质化的岁月沉淀。

或许，酒鬼酒和《二十四时舞》，就是两杯湘西文化基因的“双生酿”——

一杯在舌尖流转，一杯在空中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