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宁

黄晓丹是有“野心”的。

她选择九位身处大变局时代的诗人，从时代背景与个人际遇入手，结合诗人作品，展示他们用文学转化生命痛苦完成伟大创造的过程，探究“诗心”的力量与光芒。

黄晓丹也配得上她的“野心”。

对每一位诗人的解读，她都跳出人们的传统印象，独辟蹊径却又合乎情理，带着个体温度的思考与情感，照见古今共通的生命处境，令人耳目一新、产生共鸣。

1

我猜大多数女读者会和我一样，先读李清照。

“没有一个诗人像她一样，在开头就拥有如此之多，然后在一生中全部失去……”

我一直觉得，李清照是最幸运的女性之一。

她生在书香门第，度过恣意快乐的闺阁时光，年少即有诗名；她嫁得良人，与夫君志趣相投，沉醉于收藏金石图书，共同编纂《金石录》；她留名青史，以《词论》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开创化俗为雅、清新工巧的“易安体”词风，跻身《宋史·艺文志》著录作家之列。

这般璀璨精彩的一生，与那些历史长河中绝大多数从未被聚光灯照耀甚至姓名都不曾留下的女性相比，李清照实在幸运。

黄晓丹却提醒我们，换一个角度打量，如果一生是“把拥有变作失去”的过程，这还能算是幸运吗？

她失去家园，失去故国，失去爱人，失去毕生收藏，甚至在晚年再嫁又反目的风波中失去名声……真正做到把开头拥有的“如此之多”用一生来“全部失去”。

但正如这本书的副题“暗夜里的文学启明”，启明诞生于暗夜，“那个‘却把青梅嗅’的纤丽才女必须先死一回，‘木兰横戈’的女英雄才会从火中诞生。”

黄晓丹把李清照的人生总结为三次解放：第一次是乱离，第二次是丧失，第三次是污名。“在收藏散失、家世与名声的负累逐渐脱去之后，晚年的李清照确实进入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境界。”

她写“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用激赏项羽的义气英勇“打脸”宋高宗渡江南逃和赵明诚弃城逃跑；她写“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表达即使被万世讥笑也要离开错误的婚姻和人的不悔决心；她写“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以檄文般的力量表达生命应有的自由与生动；她写“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反思金石文物的聚散与人类命运的终局；她写“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在繁华与磨难历尽后从容向世界谢幕告别……

正因一生都在失去，李清照反而摒除现实世界里所有限制，超越悲哀，涅槃重生。

2

读完李清照，我发呆许久。

文字力量的余波在心中激荡翻涌，有震撼、有感动、有惋惜、有怅惘，还有很多情绪无法言喻、无处纾解。

然后，我跟着作者依次走近屈原、李陵、曹丕、陶渊明、杜甫、欧阳修、文天祥、吴梅村。每个人的故事读完，我都得发一阵呆，像心里某处被刺破，需停一停、养一养，才有力气继续往下走。

黄晓丹像一个“女巫”，摇晃着魔法棒，带我们穿越时空，在每位诗人所处的大变局时代上空停留，看他们面临的困境，读他们创作的作品，见证他们的矛盾与抉择、诗路与诗心。

不仅如此，她还探索文学应如何回应历史和现实中的真实问题，希望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和启发性的答案。

她通读每位诗人的全集，提取诗人生命历程中复杂的细节和内在矛盾；将文献校勘、文史互证等学术方法服务于“知人”，还原诗人心灵与现实冲突的现场；细读文本，解释在文学的坩埚中生命到底经历了怎样奇异的转化。

于是，在观照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她为诗人们写下“判词”——“时间的焦虑”屈原，“流亡的孤独”李陵，“乐极的哀情”曹丕，“生死的辨证”陶渊明，“生活的慰藉”杜甫，“语言的力量”欧阳修，“离失的史诗”李清照，“英雄的省思”文天祥，“艳诗的自赎”吴梅村。

时间确定性崩塌，屈原选择认领生命的短暂、无依、平凡，成为后世同样经受平凡生命之苦的士大夫的榜样。

身份认同瓦解，李陵“扛住”流亡的孤独，以苟活反抗世界的恶意，咬牙度过不肯服输的一生。

至亲好友离去，曹丕意识到生命脆弱的本质，将痛苦孤独推广到普遍的人类境遇，写出生命哀叹之诗。

永恒执念消解，陶渊明勇敢直面死亡，以“草盛豆苗稀”的耕耘姿态重建生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理想世界溃败，杜甫用诗歌提供慰藉，这慰藉不在于提供某种希望，而在于证明了没有希望，但还是有慰藉。

文风僵化浮靡，欧阳修与友人共担谏诤后果，用写作扭转文风，以文字的力量维护人文理想。

伦理枷锁崩解，文天祥挣脱英雄的桎梏，实现“舍筏登岸”，进入“忽悟大光明”的生命境界。

黄晓丹用诗性的语言、哲性的思考，结合现代心理学、比较文学，逐一呈现诗人们如何投入不同的时代和生命问题，寻找自己的渡筏，抵达各自的彼岸。

3

吴梅村是书中最后一位诗人。

与其他声名远扬的诗人相比，吴梅村和李陵显得相对平凡。黄晓丹也在序言中坦言这两人写得最为艰难，感叹“凡人生命中微弱的光亮需要经过更复杂的折射和过滤才能呈现”。

但我很喜欢吴梅村这个故事，因为其中有对女性的深情凝视。

崇祯十六年（1643），35岁的江南士人吴梅村遇到秦淮名妓卞赛，春风得意的他因被依恋而沾沾自喜，却对其“思嫁之心”置若罔闻。次年，明亡，两人落入时代洪流，各自辗转流离。七年后重逢，卞赛拒之不见，吴梅村心生惆怅。几个月后，卞赛却穿着道袍寻来，向吴梅村倾诉明清易代之际身处漩涡中心经历的种种变故。

自此，吴梅村眼中的卞赛与汉末乱离中的蔡文姬形象融为一体，他甚至从她身上窥见了不朽与永恒。他心中的私情全部熄灭，取而代之一种带着理解、尊重、平等的爱意。在此后对卞赛的反复回忆与书写中，吴梅村将骄矜、嫉恨、愧悔编织其中，升华出一种近乎仰视的敬意与情意。

这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黄晓丹一针见血：明亡改变了文人看待女性的眼光。国家没有了，政治前途也不可求，人生的价值要重新寻找。到这时，吴梅村才能将女性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关注她的遭遇，共情她的内心，意识到命运的共通。

换句话说，吴梅村是在失去了国家、失去了政治前途、失去了人生价值之后，才“收获”了平视、尊重、共情女性的能力。他与李清照一样，都于“失去”中，实现了对原来那个“我”的超越。

合上书，跳出时空局限，打量九位诗人，他们面临的困境——时间焦虑、生命诘问、理想坍塌、价值虚无、伦理困局等，归根结底就是一场又一场无可挽回的“失去”。

失去，才是人生的底色，是所有人都逃不过的“终局”。

但这些诗人们，却把“失去”当作与自我周旋的战场。他们挑战时间、对抗孤独、直面生死，他们用诗歌缝补破碎、挣脱枷锁放飞豪情、撕掉面具书写忏悔，他们在与命运周旋、与世界碰撞的过程中，一层一层剥离，一步一步超越，终于把自己还给自己，抵达一个更为真实、自由、澄明的“我”。

黄晓丹说，诗的根本不是格律，而是生命精神的注入。人可以不作诗、不懂诗，但不能没有诗心。

或许，所谓诗心，就是“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不惧、不伪、不屈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