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强调“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同时，社会各方面对“为什么要在法治轨道上进一步深化改革”理解认识不够，为此，我们亟需在理论、历史、现实这三个逻辑层面厘清在法治轨道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
一、理论之维：改革与法治的内在关系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生命力，就在于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法治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从外部形式来看，改革通常表现得更为主动和活跃，法治则表现得相对被动、保守和审慎。从思维特征来看，改革更强调突破与创新，倡导敢闯敢干；法治则更强调规范性、确定性和可预期性，注重遵守既有制度和依法办事。从国家治理的功能来看，改革侧重解决实际问题，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效率和成效；法治则侧重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因此，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目标，我们要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
事实上，改革与法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改革需要法治发挥规范、指引、保障作用，让改革不偏离既定轨道；法治需要改革注入活力和创新，让法治不断自我完善，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生动比喻：“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这就是我们说的改革和法治是两个轮子的含义。”因此，我们必须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必须要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必须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相促进。
二、历史之鉴：改革与法治的生动印证
人类历史的进程如同一部改革与法治交织的壮阔史诗。每一次重大社会跃迁的背后，都矗立着破旧立新的改革勇气与建章立制的法治智慧。“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法律应顺应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社会才能治理得更好；社会治理与社会实际相适应，才能取得成效。譬如：商鞅强调“法必明、令必行”，使秦国迅速跻身强国之列，最终促成了秦始皇统一六国。这段历史启示我们，改革只有在法治下进行，才能被严格地贯彻、执行。晚清末年，内忧外患，清政府实行变法，从戊戌变法到五大臣出洋、钦定宪法大纲再到《十九信条》，改革既不彻底，法治也没有跟上。以至于最后连慈禧都意识到不改良不行，中国已经错过改革的最好时机。历史启示我们，改革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法治要满足老百姓内心最深层次的期待，这样改革和法治才能良性互动推动社会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生动实践，更是深刻证明了改革和法治之间的历史逻辑和因果关系。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当时改革处于探索阶段，法制尚不健全，因此，该阶段我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是改革在先、立法在后，先改革再立法。改革为立法提供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法治规律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对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进行了全新阐释。提出重大改革于法有据，要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强调改革的法治化运行。从“先改后立”“边改边立”到“坚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体现了我们党对法治与改革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也科学揭示了法治与改革的发展规律。
三、现实之需：改革与法治的时代呼唤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因此，改革不仅需要政治勇气，更需要法治智慧，必须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推动和保障作用，处理好以下五种关系。
（一）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
立法应主动适应改革需要，对实践证明已经比较成熟的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要尽快上升为法律。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要加快推动和协调，不能久拖不决。对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既不允许随意突破法律红线，也不允许简单以现行法律没有依据为由迟滞改革。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现行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或废止，不能让一些过时的法律条款成为改革的障碍。
（二）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效率与公平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始终是全面深化改革要着力解决的一道难题，能否处理好这个关系，直接关系到改革的进程与成败。全面深化改革实质上就是要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同时要解决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公平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要求我们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因此，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要鼓励新业态、新模式；另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发挥法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
（三）处理好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
关于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于胸有成竹的、思虑缜密的，那就要搞顶层设计；对于心里没底的、还不成熟的，就摸着石头过河，这两件事要‘两手并用’。”在新征程上，我们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让法治从改革中来、到改革中去，善于及时把改革成果、经验、规律上升为法律制度、提炼为法治原则、确立为法治规划、铺设成法治轨道，以更好发挥法治对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
（四）处理好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
价值理性强调行为的动机和目的，认为某些行为因其内在的价值而值得追求，无论这些行为是否带来实际的好处。工具理性强调通过精确计算和选择最有效的手段来实现目标，而不太关心这些手段是否符合某种内在的价值或道德标准。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法治不仅具有形式理性，更具有价值理性，内含着对人权保护、权利平等、程序正义、公平公正等核心价值的捍卫和追求。我们应该通过法治手段筑牢技术革命的安全底座，把握好科技革命的效度、精度与温度，控制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在科技进步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五）处理好国内法律与国际规则的关系
一个现代化的大国一定是与世界深度交融的国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要成为一个被人尊敬和认可的大国，我们不仅要参与国际规则的游戏中去，我们还要学会从“接受者”“参与者”向“引领者”“塑造者”转变。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按照急用先行原则，加强涉外领域立法，进一步完善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法律法规，推动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