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效仁
由女导演文晏自编自导，演员刘浩存、文淇领衔主演的女性成长与救赎影片《想飞的女孩》，于2025年2月17日在柏林国际电影节首映，3月8日在中国大陆上映后，并没有收获理想的票房。
但票房并非电影质量优劣的唯一评判标准。我个人认为，《想飞的女孩》依然不失为一部好电影，一部可以给观众更多思考和启示的好电影，一部可以唤醒女性权利意识、引发公众尊重女性情怀的好电影。
启示之一：女性的救赎依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或课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更多女性觉醒与自立的当下，表姐方笛（文淇 饰）与表妹田恬（刘浩存 饰）试图挣脱威亚吊绳的束缚，实现自我飞翔的梦想，却只显得沉重不堪，难以理喻，最终未能给观众带来更多希冀的光亮。失去了表妹的方笛，又重新回到了做替身的片场。虽然从高墙上坠落之后，化身一只大鸟飞翔而去，可前方究竟是什么，依然是未知，是黑暗，是难以捉摸的人生，是很难到达的诗意与远方。
尽管如此，并不能否定电影《想飞的女孩》意图表达对女性生命关照和人生救赎的深刻主题。影片中，方笛与田恬这对表姐妹二十余年的成长经历与相互救赎的博杀，依然具有典型的意义与不同凡响的价值。越是不能实现的飞翔，越显得十分的珍贵。连带着这种对于想飞的意念和寻索，愈发人深省，令人叹惋。
我不愿意，将其归咎于导演故事本身的缺陷，如不能自圆其说；社会以及女性社团的长期缺席等。有网友直言，“连基本叙事逻辑都无法自洽的作品，根本不值得被称作电影”。更不能轻看了文淇、刘浩存两个女演员的精彩出演。我想表达的是，尽管在21世纪的今天，女性的命运、地位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进步，许多的女孩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和不结婚生子的自由，在事业和职场有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可仍有更多的女孩，深陷在长一辈的罪债中不能自拔，深陷于难以摆脱的威压下难以自救。同样她们的人生，包括她们的职场，依然有难以承受之重，依然有阳光照射不到的阴暗角落。
这就是现实，《想飞的女孩》就是要撕去现实含情脉脉的面妙，呈现给公众的即是华丽外袍下黑黢黢地虱子。诚如张爱玲所说，人生是一袭华丽的袍子，里面爬满了虱子。只是人们不愿意去看去想，或者也不乐意他人的围观。可对于主人公来说，就只能自怨自艾，默默忍受着撕咬和欺凌。比如，田恬。
启示之二：集家庭抚育珍贵与女性生育高贵的女权，仍需要不断的唤醒和追求自我。
田恬不得不早婚、早育，以至于被渣男遗弃后，也坚持将孩子生下来，只为了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宝贝，以证明自己没有死去。用田恬的话说，“你以为我活着，其实我早死了，直到有了她，她在动，她踢我，是她让我知道我还活着。”
两姐妹本来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方笛的母亲是一家服装作坊的业主，可以给这个家带来温饱有余的中康生活。可仅仅是一个意外，因出席一个饭局险遭官员的玷污。正好弟弟及时赶到出手相救，却因为伤害罪入狱。重获自由后的弟弟，则吸毒上瘾。正是这种毒瘾，使其沦为万劫不复的深渊。
凭着救姐姐有恩，不断地榨取其金钱，以至于用自虐的方式，逼姐姐就范；同时诱逼幼小的女儿撒谎，直至把小外孙女当成了随时可以勒索的人质。姑姑与田恬，之所以一直容忍，这里反映了人性的弱点，当然也有相关职能部门的缺席。最后在危及幺妹生命安全时，忍无可忍之际，田恬才选择了报警，将其送进了牢狱。结果，反招致毒贩的报复，用强制用针的方式，使她染上了毒瘾。最后，在她反抗时将毒贩杀害，从此走上了逃亡之路。
田恬和方笛的生存困境以及生育的悖论，都只能使她们沦落到社会的底层，乃至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下偷生。影片《想飞的女孩》并非想卖惨，赚取观众的眼泪，只不过告诉公众，我们理当尊重的女性和女权，依然被社会挤压着、苟活着。如方笛。
方笛，一个做武术替身演员的女孩。在生理期内不得不强忍着寒冷，一次次地沉浸于水下。导演的呵斥声，穿透夜色，显得荒诞而无耻：“水面波纹不够完美，重来！”可又怎样？为了生存，为了替母亲还债，不得不接受职场的暴力霸凌。用方笛的话说，“我就是个破替身，我拿命拼挣钱给你们所有人还债，老子的血早让你们榨干了。”
启示之三：女性的救赎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尤其是制度性的保障。方笛和田恬，姐妹俩仿佛是硬币的两面，是月光之下互相啃噬又互相舔舐的双面兽，又像不得不拥抱着对方忍着刺痛的两只刺猬。田恬的红色毛衣，浸透着毒瘾父亲的暴力，从小被逼着撒谎，向姑姑讨钱，以满足父亲无赖又可卑的欲望；方笛的武替戏服，则浸满着资本的压榨， 问题在于，仍有更多的女孩只能当替身，接受着各种资本的倾轧和盘剥，却很难做一回真正的自己。
《渔光曲》是电影《想飞的女孩》里的重要插曲。耐人寻味的是，电影《渔光曲》里渔民遭遇的穷困、卑微与被剥削，有着宿命般传承，同样跟电影《想飞的女孩》中，姐妹俩拼尽全力、也难以挣脱原生家庭的悲剧性影响的主体故事之间，构成一种更深层次的呼应关系。
那首反复被吟唱的童谣，“荡秋千、荡秋千，幺儿荡到大海边”里，有着许多方笛和田恬们难以抵达的自由和远方。这是现实，并非电影《想飞的女孩》的过错，或者说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