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帆

我州花垣县，在明清时期曾被称为“六里苗疆”。清朝雍正八年 （公元 1730 年） 农历九月深秋，湖南辰永靖道王柔、镇筸镇总兵周一德各带领一队营兵深入六里苗疆腹地安塘设汛，随后朝廷在吉多坪 （今吉卫镇政府驻地）设立永绥厅和永绥协，史称“开辟六里”。这一重大事件，对湘西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笔者曾探究过这段尘封的往事，现将其整理出来与读者分享。

康熙朝乾凤改土归流

以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凤凰县、花垣县和贵州省松桃县为主体的湘黔苗区，是我国苗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明清时期，当地苗民因衣带喜好红色，被史志称为“红苗”。他们活动的中心区域，是以雄奇险峻著称的腊尔山台地，又被称为“腊尔山苗”。倚恃高山密林为天然屏障，在清代以前，他们既不受朝廷流官管辖，也不受周边土司统治，被中原王朝蔑称为“生苗”，饱受各种歧视与压迫，而苗族同胞则不断发起抗争，大小规模的起义此起彼伏。因此从明朝开始，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将其视为“边患”而弹压防范。

洪武十一年，明朝在吉多坪设崇山卫，后改为崇山千户所。洪武三十年，因孤悬苗地，被迫裁革崇山千户所，另于腊尔山台地东部设置镇溪千户所 （驻地在今吉首市老城区），将一百二十四寨分为十里，以高岩为界，高岩以上叫作“上六里”，即前文提到的六里苗疆；高岩以下叫作“下四里”，即后来的乾州厅,今天的吉首市地界。

随着卫所改移，明朝在湘西的治苗策略相应由腹地控驭转向了沿边防堵。自宣德六年起，腊尔山区东面和南面逐渐形成一道由朝廷卫所、营哨和堡垒构成的封锁线，湘西社会于是被割裂成了泾渭分明的两部分：封锁线之外是被严密防堵的苗民，内侧的广袤区域，除了辰州府管辖的泸溪、麻阳等州县外，主要是土司的领地。其中位于今天湘西州境内的，数永顺、保靖宣慰司和五寨（驻地在凤凰古城） 、筸子坪长官司最为有名。

明朝中晚期，频繁的湘西苗民起义让统治者焦头烂额。万历四十三年至天启年间，朝廷不惜耗银四万余两，自凤凰西部与贵州铜仁交界的亭子关起，沿着凤凰古城北部向筸子坪、乾州延伸，直至镇溪所东北的喜鹊营止，在原有封锁线的基础上修筑了一道横亘三百六十里的边墙，但很快便在明朝末年的大动荡中被苗民踏为废墟。

清朝顺治八年，朝廷在凤凰设镇筸协，恢复了明朝灭亡后分崩离析的苗防体系。到了康熙中期，国力日渐强盛，统治者开始重视以往无暇顾及的少数民族地区。康熙三十九年，朝廷将镇筸协提升为镇筸镇。四十二年九月，又以红苗“扰害地方”为由，派遣三省大军深入腊尔山腹地进剿。经过血腥镇压，朝廷于次年裁革镇溪所，将辰沅靖道从芷江移驻凤凰古城，并在辰州府下增设乾州、凤凰二厅。四十六年七月，偏沅巡抚赵申乔奏请裁革五寨长官司，筸子坪长官司大约也在这一时期被废除。

乾州和凤凰改土归流后，朝廷害怕再次引起苗民反抗，没有立即深入腊尔山腹地驻军，而是大致沿着边墙旧址增设十八处塘汛用来堵御苗民。约占今天吉首市、凤凰县各一半，花垣县近全部和松桃县大部的腊尔山红苗区仍处于分散自治状态。如何将其置于朝廷的实际管辖之下，还需要新的历史契机。

傅敏王柔奏请开辟六里

雍正四年十月，朝廷实授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开启了西南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序幕。次年三月十六日，湖广总督傅敏向雍正上折，奏请在湘西一体推行改土归流。

当时，以腊尔山北部的上六里为中心，其东南两面分别是乾州厅和凤凰厅，西面是贵州松桃“三不管”苗地，北面是保靖土司，保靖以北为永顺和桑植土司。此前，桑植土司向国栋和保靖土司彭御彬已经被朝廷革职，永顺土司彭肇槐“素称恭顺”，因此傅敏建议先将保靖和桑植改土归流，再顺势把上六里纳入版籍，然后以此为楔子，使朝廷势力渗透至整个腊尔山地区。

雍正五年十月十二日，朝廷官军顺利进驻桑植和保靖。永顺土司彭肇槐大势已去，于十一月底主动呈请改流。保靖土司废除后，腊尔山区东南北三面被朝廷包围，但傅敏进兵上六里的构想并未马上成为现实。当年九月前后，湖南巡抚王国栋根据乾州同知王柔建议，奏请将上六里一并收归版籍。雍正批谕道：“倘因六里尺寸之地方而生事，一切反难措置而无辞矣，非急务也。”

在雍正看来，腊尔山苗民自明朝以来桀骜不驯，地方官员如果处置不善，有可能再次引发反抗，破坏朝廷改土归流大局。为了稳妥解决苗疆问题，他布下一枚“闲棋冷子”，以便在条件成熟时发挥作用，此人就是王国栋提到的乾州同知王柔。

王柔，字东牟，山东登州府福山县人，捐纳出身。雍正四年五月题补乾州同知，上任后因办事干练被布政使朱纲等人举荐，雍正于是下旨将他调派进京当面考察。

雍正六年正月，时年四十岁的王柔由吏部带领引见。王柔在陛见后向雍正奏陈了有关湖南地方事务的五条建议，其中第一条是“六里之宜归复也”，雍正于是任命他为辰沅靖道，统辖湘西各府厅州县，并赐予专折密奏的权力。王柔为何对开辟六里如此上心，他是如何向雍正建议的呢？

原来，王柔担任乾州同知时，上六里名义上是他的属地。明朝中后期，镇溪所无力约束六里苗民，朝廷于是将他们划归保靖土司管辖，但“其性犷悍，土官亦羁縻之而已”。明末清初，保靖土司与上六里苗寨中的一些地痞勾结，蛮横欺压善良的苗族群众。康熙四十九年，苗民麻龙得等人不堪忍受欺凌要求归附朝廷，赵申乔于是奏请将上六里责令乾州同知管辖。然而，无论土司还是朝廷，面对高寒崎岖的腊尔山，这些外部势力均难深入其腹地建立统治秩序，王柔连乾州厅都只能控制边墙内侧的有限区域，对上六里就更加鞭长莫及了。

与傅敏不同的是，王柔不仅关注上六里的行政管辖，他还提出了招民垦荒和开采矿产两条建议，给开辟六里蒙上了浓厚的利益驱动色彩。鼓励垦荒是清朝的一项长期国策，雍正对此尤为重视。王柔担任乾州同知不久，便发现了六里的经济价值，他建议朝廷大规模招徕客民进入六里垦荒。为防备苗民群起抵制，他还请求在当地驻扎军队弹压防范。关于采矿设厂，王柔认为湖南少数民族地区矿产丰富，而湖广南北两省每年开销浩繁，他建议朝廷在六里采矿补充经费。

王柔的京师之行，使雍正对开辟六里的看法有所改变。针对王柔的建议，他批谕湖广督抚“详悉商酌而行”，必要时用题本或奏折向他请示。为避免惹出事端，雍正还叮嘱王柔“不可轻率冒昧”。在王柔的极力建议下，开辟六里的前期论证终于缓缓启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