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帆
一波三折的前期论证
雍正六年三四月间，王柔返回湖南。路过武昌时，他拜见了新任湖广总督迈柱。迈柱认为在六里垦荒和开矿，必须先查明是否有可开之地和可采之矿。恰好当时镇筸总兵周一德也在武昌，迈柱担心王柔操之过急，于是派周一德协同他前往六里实地勘查。
王柔踌躇满志赶回湘西，原打算大干一番，不料还未抵达凤凰就任，便奉旨代理桑植副将兼同知事务。不久前，桑植同知铁显祖与副将杨凯因文武不和互相揭发，双双被迈柱参革。如此一来，勘查六里的差事便落在了周一德身上。周一德是山东兖州府金乡县人，雍正五年九月由衡州协副将升任镇筸总兵。
因当时正值盛夏酷暑，周一德没有急着带队深入六里，而是派人先行前往打探。根据反馈的情况，六里苗民耕种的大部分是山地，仅第五、第六和第七里有少量水田，但占比最高的第五里 （今民乐镇和猫儿乡） 不过田三分山七分。第八（今石栏镇） 、第九（今吉卫镇、雅酉镇和补抽乡） 和第十里 （今双龙镇） 基本无田。由于农业技术落后，未开垦的荒地利用起来非常困难，如第六里 （今边城、龙潭和花垣镇）虽有可开之地，但多不近水，第七里（今长乐乡和麻栗场镇）可开之地亦属不多。至于第八、第九和第十里，基本无可开之地。
关于正式勘查的行动方案，周一德认为阳孟寨是必经之路，第五里苗寨稠密，这两处的苗民十分强悍，必须派副将一员领兵一千名随行保护，他亲带五百名镇筸兵入内弹压。后勤补给由南北两路转运：南路由泸溪县运至阿谷寨 （疑为今矮寨镇坪孔寨） ，北路由王村运至花园寨（今花垣县城） 。
在给迈柱的报告中，周一德还提出了“开辟疆域贵乎有益”的观点。他认为上六里到处崇山峻岭，可开垦的土地极少，成功之后粮赋无几。至于当地的铅矿和朱砂矿，若令苗民开采难以稽查，招徕客民又容易引发纷争，而且砂矿出没无常，矿工易聚难散，“将来恐未必有益，反滋事端”，几乎全盘否定了王柔的建议。
周一德的报告让迈柱左右为难。向腊尔山腹地派兵，此事非同小可，一旦引发动乱后果不堪设想。八月十八，迈柱用密折将报告内容向雍正详细转述。他表示秋冬草枯叶落之后，仍然会令周一德和王柔前往六里勘查，“至于此内地土可否招垦，矿厂可否开采，必须镇道会勘明确方可定议”。
收到迈柱的奏折后，雍正对开辟六里失去了耐心。当时鄂尔泰在黔东南的改土归流正处于关键时期，朝廷军队在丹江遭到苗民激烈抵抗，雍正闻讯后一度萌生退意。他在迈柱的折子上批谕道:“观此费力多而为益少，何必冒险为之？王柔过于急公踊跃，从事恐少涉轻率。卿当详慎为之，万不可多无益之事。”
雍正特意提到王柔，是因为对其秉性非常了解。自六月初抵达桑植以来，王柔一直对开辟六里念念不忘。九月初八，他可能知道了周一德的报告已经向上呈递，竟然未经请示擅出告示，声言要招集客民前往六里垦荒。迈柱强忍不满，近两个月后才向雍正婉转报告此事，雍正则批谕“着实教导，莫令太过”。
十月十三，王柔给雍正连寄数道奏折。在条陈永顺、保靖和桑植的善后方案时，他将尚未开辟的上六里一并列入，提出在崇山卫城分设同知、副将各一员，驻扎营兵八百名。他还称自己“身膺开辟事务”，差遣官役盘费和打赏需用甚多，请求雍正同意他先向湖南藩库借支三千两，并派人回山东老家筹措银子就近归还。令人意外的是，雍正竟然没有斥责王柔，反而耐着性子劝诫他“凡事不可过急，太过犹如不及”，还一次性批给他五千两养廉银，后来这笔经费在开辟六里时起了重要作用。
十二月初二，随着年关临近，迈柱和王国栋终于就年初雍正批谕王柔条陈的开辟六里之事联名覆旨。为了体现慎重，上奏之前两人再次委派弁役分头潜赴六里各苗寨密行查探。在该折中，除了重复强调招垦和采矿的社会风险，两人还为雍正算了一笔经济账，给王柔的建议画上了句号。
在迈柱和王国栋看来，六里苗疆层峦叠嶂，苗寨不下两百寨。开辟之初必须安设官兵弹压，钱粮费用不下一两万两。开辟之后分防设汛，建造城池和衙署，合计不下三四万两之多。当地可以开垦的田土每年不过八十余两的赋税，即便把苗民的熟田合并升科，贡赋不过两三百两，因此六里苗疆目前“不宜急于开辟”。收到迈柱和王国栋的奏折后，雍正朱笔一挥：所见与朕意合。
雍正作出开辟六里决策
雍正七年春夏之交，永顺发生土民聚众控诉同知潘果“酷刑重耗、纵役扰民”的群体事件，给开辟六里的前景再次蒙上了阴影。正所谓“物极必反”，潘果事件发生后的一年时间内，各种有利的因素加快累积，促使事态最终迎来转机。
潘果原为郴州宜章县知县，因任事两年地方平静被王国栋题补永顺同知。他上任后没有尽力抚缉土民，反而滥派民夫，纵容衙役滋扰索诈，甫及两月便令当地群众怨声载道。从四月十六开始，永顺土民在原舍把头目的鼓动下，陆续聚集千余人围堵同知衙门，捉拿衙役枷锁于城门楼上。
收到王国栋的奏报后，雍正龙颜大怒。就在半年前，湖南被追查出了清史上著名的“曾静谋逆案”，为此他还派钦差把王国栋狠狠训饬了一顿。王国栋曾担任浙江观风整俗使，雍正擢其为湖南巡抚，原指望他上任后能让湖南的“吏治民风”有所改观，不料打脸接踵而至。盛怒之下他痛骂王国栋“可谓无耻之极矣!”
为防止湖广督抚袒护，雍正指定由代理湖北巡抚、四川布政使赵弘恩主审潘果一案。赵弘恩，字姜庭，汉军镶红旗人，捐纳出身。在担任四川布政使前，历任湖南岳常道、湖北武昌道直至湖南按察使，对湘西的土司和苗情较为熟悉。八月二十四，赵弘恩将案件审理情况向雍正奏报。不久，雍正以“不胜抚任”为由调王国栋进京，升赵弘恩为湖南巡抚。
曾静谋逆案和潘果事件的爆发，使雍正对湖南的印象恶劣到了极点。他恼火地认为湖南民风刁悍，“较他省尤为难治”。为避免重蹈覆辙，他在赵弘恩赴任前特地告诫：“开拓苗疆、整理土民非湖广之急务，而就湖广兵民情形亦非可举之时，必待数年后如果民情醇朴营伍驯练，诸凡妥协后或可言及也。”
雍正对赵弘恩等人的一系列批谕，似乎决定了六里苗疆在短期内再无开辟的可能。然而，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在时代潮流的席卷下，随着湘西及其周边改土归流的推进，开辟六里的客观条件也在不断积蓄。雍正七年五月十四，朝廷在湘西增设永顺府，下辖永顺、保靖、桑植、龙山四县，分别委以知府、知县等流官管辖。湘西土司地区大局已定，朝廷和地方官员可以抽出更多的精力来重新审视腊尔山红苗区的改流问题。
湖南增设一府四县的同时，贵州松桃的改流也在徐徐展开。从本年五月开始，铜仁府知府姚谦在鄂尔泰授意下，先后招抚松桃“三不管生苗”一百三十余寨。松桃一旦派驻流官和军队，湘西腊尔山地区将面临朝廷的四面合围。七月二十四，鄂尔泰向雍正奏报招抚松桃苗民情形，建议加快楚蜀黔三省边区的改土归流，“将从来未服之苗薮同登版籍”。
到了年底，雍正最关心的黔东南地区也取得重大进展。十二月初八，他准从鄂尔泰建议，在当地设立古州、八寨、清江、丹江四厅。次年正月，鄂尔泰奏请出兵进剿古州一带的定旦、来牛等苗寨，以开通都柳江河道。雍正颇为乐观地批谕道：“大局业已蒙上天慈恩尽属妥协矣！似此细端朕不虑也，卿酌量为之。”形势的快速发展，终于让王柔等来了一展抱负的时机。自雍正六年正月升任道员以来，他先是奉旨前往桑植办事，潘果事件发生后随即赶赴永顺解散土民和追查案犯，直到雍正七年十月才抵达凤凰就任。这时，他不再坚持六里的地土开发，而是专注于辰沅靖道的职守，着重考虑苗边地区的稳定问题。
乾凤两厅设置后，边墙沿线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零星的命盗案件仍然时有发生。出于统治阶级偏见，王柔无视腊尔山苗民长期遭受的苦难，把问题简单归咎为少数“凶苗”扰害。在他看来，乾凤沿边地区无法安定与上六里有着重要关系，历来两厅的“凶苗”潜出内地捉人牵牛，都在上六里寄顿窝藏。基于这种判断，他认为在六里驻防官兵，“为清理红苗积恶之要策”。
雍正八年正月，王柔前往长沙，向巡抚赵弘恩汇报进兵六里之事。恰好鄂尔泰自广西巡察回滇路过长沙，谈及此事也认为宜早不宜迟，并承诺届时将铜仁协副将移驻正大营 （今松桃县正大镇） ，与六里添设的营汛相互支援。在鄂尔泰的力挺下，三人很快将事情初步敲定。二月二十六，王柔又前往武昌，将原委向总督迈柱禀报，取得迈柱的支持。
督抚意见统一后，三月初十，王柔时隔两年再次上折奏请朝廷开辟六里，并提出由他亲自带兵进内部署。王柔还建议，六里苗疆安兵设汛后，镇筸四营要深入腊尔山腹地驻防，分设四路塘汛与六里新营首尾相连，以加强对险远苗寨的控制。
四月初三，迈柱与赵弘恩联名的奏折也发往京师。督抚二人不仅建议开辟六里，使黔楚两省声息相通，还在鄂尔泰去年设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就三省交界地区的改土归流提出了具体策略，即先招抚中间的鄂西小土司，再相机处置两头实力最强的容美和酉阳。这就表明在经过几年分头实施后，楚蜀黔三省改土归流进入协同推进的新阶段，开辟六里也因此具有了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
地方官员的接连奏请，终于让雍正改变了看法。经过廷议，他审时度势作出了开辟六里的决定。当年七月王柔收到兵部批文，奉旨命其管理副将事务，带领官兵前往六里。八月十三，军机大臣马尔赛封寄的议覆六里一案原折递到湖南，赵弘恩与迈柱题报的进兵方案获得朝廷批准。七天之后，派拨给王柔的营兵齐抵凤凰，并于二十八陆续前往保靖县集结，六里苗疆即将面临历史的重大转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