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帆

开辟六里的过程

雍正八年九月初三，王柔以辰永靖道兼副将名义，带领永顺府同知李珣、保靖营游击王进昌及一千二百名营兵从保靖开赴花园。初七，大队人马由花园向六里腹地进发。就在前一天，周一德也带永顺府知府袁承宠和镇筸官兵由乾州、阳孟寨一路前进，与王柔形成南北对进之势。

从花园出发不久，王柔担心官兵齐集引起苗民惊扰，于是议定由王进昌和李珣领兵前往第五里，他本人另带一队人马招抚第六至第十里。每来到一处苗寨，便召集苗民“宣示皇仁浩荡”，招抚一处即相度地势险易安设一处塘汛。九月初九重阳节早上，王柔领兵来到排补美 （今双龙镇排谷美）等候与周一德会合。因对方初十还未赶到，王柔于十一日继续前往第八和第九里，周一德则于当日由阳孟寨带兵，沿着十里至九里安设小塘与王柔碰头。

九月十六日，赵弘恩从长沙出发，亲自前往六里弹压调度。十月初十，一行人马抵达凤凰。由于大路尚未开通，第二天他在部伍随从的簇拥下一路向西，继而往北，沿着黔楚边界绕了大半个圈，终于在十四日这天进入雅酉。

抵达六里境内后，赵弘恩发现不少苗民躲在山中不敢回家，于是又派人前往各苗寨安抚。十月十五日，因万寿节临近，为了迎合雍正喜好祥瑞的心理，当赵弘恩来到第九里补抽时，周一德等人特意安排两个苗民手持灵芝向北叩献，导演了一出灵芝献瑞的把戏。赵弘恩喜不自胜，赶紧将灵芝寄往京师交给雍正验看。

在察看新添设塘汛时，赵弘恩与王柔、周一德勘察地势，议定在吉多坪（今吉卫镇政府驻地）建立营治，并在隆团寨 （今龙潭镇政府驻地） 、排补美等十七处险隘要口设置大汛驻兵。安兵设汛完毕后，他督促周一德趁开辟六里之机，领兵招抚乾凤两厅边墙外各险远苗寨，安设四路塘汛与六里新营相互犄角。

十月二十六日，赵弘恩向朝廷题报六里苗疆安兵设汛顺利完竣。次月二十日,雍正下达谕旨：据奏六里红苗地方安兵设汛，苗众俱各归诚感戴，情愿永为良民，均输杂粮、献纳户口等语。赵弘恩会同周一德、王柔等化导苗民，调度有方，抚绥宁谧，甚属可嘉，著议叙具奏。所奏知道了，该部知道。

清王朝开辟六里，从雍正五年三月十六日傅敏首次奏请，至雍正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赵弘恩题报安兵设汛结束，前后历时三年半。据王柔清编各里户口，共计招抚苗寨二百二十八寨，烟户四千七百六十九户，男妇二万二千三百二十六名口。自裁革崇山千户所后，中央朝廷的统治势力时隔三百多年再次深入到吉多坪。

以开辟六里为契机，清朝加快了在湘黔腊尔山腹地建立统治秩序的进程。当年十一月，镇筸镇四路塘汛安设完毕。从此以后，乾州厅劳神寨 （今劳动村）、岑头坡 （今齐心村） 、阳孟寨以及凤凰厅新寨（今腊尔山镇政府驻地） 、栗林（今两林乡政府驻地）、鸭堡寨（今禾库镇政府驻地）等险远苗寨均驻扎军队弹压。这些据点与上六里的大小塘汛相互呼应，严密监视着苗民的一举一动。

十二月初九，贵州松桃稿坪等寨苗民因不满差役勒索，聚众将吏目张公佐、把总张文炳乱棍打死。事发之后，鄂尔泰急忙四处调集官兵弹压。由于上六里的驻军隔断了湘黔苗区的联系，经过大半年的血腥镇压和搜捕，松桃苗民起义最后被扑灭。雍正十年三月二十一日，朝廷根据鄂尔泰奏请设立松桃厅。至此,湘黔腊尔山红苗区全部被纳入清朝的统治之下。

永绥流官体制的建立

六里苗疆开辟后，如何处理各项善后事宜，在“生苗”区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流官体制，成了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其中最重要的是永绥协和永绥厅的设立。

雍正八年十一月上旬，迈柱和赵弘恩联名向朝廷题本，奏请在六里添设副将一员、都司一员、守备两员、千总四员、把总八员、兵丁一千六百名，得到雍正批准。六里新营设立不久，王柔考虑当地初经开辟，为了便于稽查，他在十七处大中汛的基础上又相度地势险易添设小塘二十四处。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六里的营汛体系经过不断完善，境内已分布大小塘汛四十八处，该规模一直持续到乾嘉苗民起义爆发才被迫作大范围调整。

营汛体系建立后，文官体制的创设很快也提上了日程。十一月二十九日，赵弘恩奏请朝廷向六里派遣流官。他在奏疏中称：“六里吉多坪地方既设协治，宜设同知一员约束百户、料理苗务，再请设经历一员以备驱策。其排补美、隆团寨二处各设巡检一员专司巡缉，俱归辰永靖道统辖、辰州府兼辖。”

关于文官的人选，赵弘恩一并推荐：“有永顺府同知李珣，办事勤慎、才颇练达，于苗地熟谙，堪以调补吉多坪同知。又辰州经历章时慎堪补吉多坪经历。又锦冈司巡检陈忠允、安江司巡检张爕俱堪胜苗地之任。应请以陈忠允调补隆团寨巡检，张爕调补排补美巡检效力。”赵弘恩还向雍正报告，因六里善后事务繁重，已经令李珣等人先行赴任，并请雍正为六里新设协治“钦赐佳名”。

雍正九年正月，同知李珣与副将张鹤先后到任。二月十六日，张廷玉等人奉旨对赵弘恩的题本议奏，并呈上内阁为六里新营撰拟的名称以待钦定。二月十九日，雍正在张廷玉的题本上批谕：李珣等依拟调补，余依议。为了寄托对新辟苗疆安定臣服、永不造反的愿望，他为六里新营赐名“永绥协”。

永绥厅的设立，在清朝地方行政体制演变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所谓“厅”，最初是指衙署。作为行政区意义上的厅起源于明朝中后期，朝廷因处理少数民族等特殊事务的需要，把知府的佐贰官同知、通判派到府城以外的特定区域驻守，类似于现在的特派员。由于两者的衙门都有“厅”的称呼，人们习惯上将该区域按照原地名称为“某某厅”。

进入清代，厅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并开始向州县一类的行政区划过渡。康熙四十三年，赵申乔在《题苗边定例九款疏》中奏道：“今红苗归诚，其该厅分驻乾州、凤凰营要地，非同城可比。且经征钱粮升合亦关考成，凡有盗窃、人命、抢夺、杀伤之事，承审招详皆有定限，应请颁给关防以速邮递而昭信守。”

赵申乔的奏疏表明，乾州厅和凤凰厅的同知、通判不仅有特定的辖区，而且和内地州县一样被赋予了刑名钱谷这两项核心职责，已经具备明显的行政区属性。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厅制尚处于完善阶段，官方对其定位还存在一定模糊性。如雍正七年十月十五日，鄂尔泰在题设古州等四厅的理苗同知和通判时，称以上官员“虽系增置仍属府佐”，并未将其视为主政一方的正印官。

六里苗疆开辟后，官方对厅的定位越来越清晰。据史料记载，在六里添设同知后的一段时间内，该同知的称呼仍然沿袭按派驻地命名的方式，被称为“吉多坪同知”或“六里同知”。到了雍正九年九月，赵弘恩在题本中不再遵循惯例，而是称其为“永绥同知”。这种为辖地重新命名的方式，相当于抹除了明朝以来同知作为佐贰官外派的历史痕迹。在赵弘恩看来，永绥同知不再是辰州知府的辅佐，而是有着特定辖区的正印官。

雍正十年七月，同知李珣依照内地州县制度，将六里分为四乡八里，按里清编烟户，设立甲长，永绥厅的辖区和户口进一步明确。九月十二日，朝廷议准赵弘恩《六里善后事宜疏》，为永绥同知等官员颁发关防和印信，六里苗疆正式被称为“永绥”。以此为标志，厅作为明清时期的一种新体制终于走向成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