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 非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国际性运动。这场运动由文学家、科学家等各界人士发起，旨在营救牛兰并谴责国民党法西斯行径，引起了全球关注。国际媒体纷纷报道此事，“牛兰事件”成为当时轰动世界的头条新闻。

刚拉开波澜壮阔土地革命序幕的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引起世界共振的运动中给予了极大关注，多方施策，极力援救牛兰夫妇。1932年7月1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江西瑞金发出了一份向全世界全中国民众的宣言，表达了对牛兰的支持和营救的决心。十分难得的是，时隔90多年后，我们在吉首市档案馆发现了这份为营救牛兰的宣言手抄件，发黄的红框八行笺纸上记下了宣言全文，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极其艰难时期仍然临危不惧、不遗余力营救牛兰的历史见证。

牛兰，本名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尼克，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工人家庭。1927年，因其杰出的才能，被苏共和共产国际派往中国，负责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及亚洲各国党之间的秘密联络，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联络部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人。1930年，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来到了中国。

牛兰夫妇特工经验异常丰富，来到上海后面对异常复杂多变的环境，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持有瑞士、比利时等国护照，使用多个假姓名，登记了八个信箱和七个电报号，租用十处住所，并频繁更换联络地点，尽可能避免与中国共产党联络人员直接接触。

在华期间，牛兰利用在上海租界区内的各种合法身份，千方百计开展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党的联络活动。当时掩护这些活动主要依靠上海租界区内的“大都会贸易”等三家贸易公司，共产国际援助资金均由这些公司转交给亚洲各国。1930年至1931年的十个月间，中国共产党平均每月从这三家公司可收到转交的援助经费二万五千美元。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人流混杂，暗流涌动，险象环生，就当时的条件和环境而言，牛兰的防护自卫手段算是缜密的了，但结果还是没有逃脱被暗算被捕的命运。1931年6月15日，牛兰和夫人、儿子及他们的保姆先后被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英国巡捕逮捕，罪名是“共产党嫌疑”。

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机关算尽，也无法查清牛兰夫妇的真实来历。国民党特务机关得知牛兰夫妇国籍得不到确认的消息后，迫不及待地无端咬定牛兰就是顾顺章所说的共产国际上海“洋人俱乐部”的负责人，要求“引渡”牛兰一家，企图一举破获中国共产党上层机关，切断其与共产国际的联系。8月14日，别有用心的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宪兵将牛兰一家从上海押解至南京，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

“牛兰事件”在上海滩引起巨大轰动，牛兰夫妇押赴南京当天，《申报》在头条位置以醒目大标题进行了报道。由此，“营救牛兰”迅速发酵升级，成为一次世界性的运动。国际红色救济会率先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凭借其在7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00万会员的优势，以十几种文字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散发几十种报纸杂志和救援公告。1932年5月，国民党当局迫于种种压力，以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义多次庭审“牛兰案件”，法国路透社、德国新闻社、上海英文版《中国论坛》等中外媒体持续跟踪报道，进而使声援营救牛兰夫妇、谴责国民党法西斯行径的国际性运动达到了高潮。

这次风起云涌的国际运动充分展示了全世界携手团结追求正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强大力量，国内鲁迅、蔡元培、林语堂、郁达夫等一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为此奔走呼号；宋庆龄发起组织“牛兰营救会”，亲自去南京找蒋介石、汪精卫交涉搭救；就连爱因斯坦、蔡特金、高尔基、罗曼・罗兰、萧伯纳、史沫特莱等这样蜚声全球的国际名人也纷纷为之发声伸张正义。

中国共产党因牛兰被捕而与共产国际一度失去联系。在全世界声讨国民党政府如火如荼的情势下，才成立不久的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不失时机、义正词严地发出为营救牛兰的宣言。《宣言》中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政策的险恶用心：“对内则施行极残酷的白色恐怖，镇压一切革命运动；对外则卖尽国民独立利益，献媚投降帝国主义；对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的苏维埃区域，则接受帝国主义的指使，出卖上海，强迫英勇的抗日的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的兵撤退，来进攻红军，以阻碍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实行对日作战。”《宣言》严斥国民党政府对牛兰施行极残酷的待遇，“南京不仅未加释放，而且更判以死刑”，“近闻牛兰已绝食五日”。《宣言》正式宣告：“愿保护中国革命的朋友，反对南京政府这一白色恐怖，同情于全世界的营救牛兰运动。愿将现在各苏维埃政府被扣留的牧师释放，与牛兰及其同案被捕的妇人交换。”

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如同惊雷，极具号召力和威慑力，毫无疑问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通令查禁。但是《宣言》的深远影响是任何不识时务的反动势力不可阻挡的，反而更激发正义的斗争形成燎原之势。

一场突起的振奋人心的国际性运动使南京政府始料未及，犹如当头一棒，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丑态百出，大损形象。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在国际舆论的谴责下，不得不改判牛兰夫妇死刑为无期徒刑。1937年，日军炮轰南京城，牛兰夫妇趁乱逃出监狱，辗转回到上海。1939年，一封救援信辗转万里送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中，牛兰夫妇才得以经新疆返回苏联。

《宣言》手抄件系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刘峙所作，由当时上海静安寺路一号所寄。刘峙获得此《宣言》后，除留手抄件备查外，已将原件随文呈报法院。南京政府做贼心虚，对《宣言》作出通令严加查禁，按理留下来的原件和抄件应是很少了，但湘西吉首市档案馆何以至今还存有一份《宣言》抄件呢？这确实有点匪夷所思。经了解，国民党“五虎上将”之首的刘峙与湘西还真有点缘分，继父是泸溪人黄小山，曾随继父在泸溪生活一段时间，先后在私塾、观澜书院、浦市高等小学堂就读，并从泸溪考上湖南陆军小学。这份《宣言》的重现是否与刘峙的身世有关，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