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力

1998年，我33岁,母亲53岁。那时，母亲在一个单位管后勤，而我在一家基层媒体当记者。

一个周末，我回家吃饭，看见母亲戴着老花镜，趴在桌上专注地写着什么，神情庄重。凑近一看，竟是入党申请书。我很意外——母亲不年轻了，再过两年就要退休了。记得此前和母亲聊起入党时，她曾说：“一个女人相夫教子，做好贤妻慈母，就是这辈子最了不起的事。”可如今，她却要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

母亲放下笔，认真地问我：“还记得单位里的红军爷爷吗？”我当然记得。他总是一脸严肃，一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是他的标配。每逢国庆节，红军爷爷就会给职工作报告，讲起爬雪山、过草地的往事。有一年，他正讲着，两个小年轻在台下窃窃私语，被他不留情面地臭骂。骂完，他指着自己有些痉挛的脸说：“你们都怕我，嫌我没有好脸色。可你们知道为什么吗？长征时，一个战友为掩护我扑在我身上，用命换了我的命，弹片伤了我脸上的神经，让我从此失去了笑容……”

我还见过他对子女那般严厉。小时候，我们总爱往红军爷爷家跑，因为他常拿出那个年代稀罕的糖果招待我们，那时的他和蔼可亲。但有一次，我撞见他抄起黄荆条子抽打比他还高一头的儿子。后来才知道，叔叔在工厂做铣工，因材料方便，偶尔帮人做私活，被红军爷爷发现了。叔叔辩解：“你不是要我入党吗？我不答应他们，他们能投我票吗？”红军爷爷气得浑身发抖，边打边骂：“入党是要你追求进步，不是靠耍手腕追名逐利！当年我们爬雪山过草地，赶走小日本，靠的是敢于牺牲、勇于奉献，靠的是脚踏实地、坚守信念！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你不能给我们丢脸！”从那时起，红军爷爷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变得立体——他既严肃又慈祥，既普通又高大，看似不近人情，实则心藏大爱。

母亲捧着入党申请书，轻声说：“两个月前，红军爷爷走了，他把毕生积蓄全部献给了社会，没给家人留任何东西，却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就是我心中的榜样。”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母亲不再普通，一个人因为有了精神力量的追求而变得让人仰望。母亲还和我打赌，让我也积极争取入党，来一场坚持信仰的比赛，看谁早日圆梦。

那一年，全国多地遭遇大洪灾。母亲所在山沟沟的单位遭遇泥石流，她带头连续几天抢运物资，与百年未遇的灾难搏斗；我作为记者，也日夜坚守在抗洪一线，记录下一个个感人的救灾瞬间。母子俩虽身处不同战场，却在用各自的方式践行着对信仰的承诺。

2000年年底，我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急忙赶回家，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母亲听罢热泪盈眶，一把抱住我说：“儿子，妈妈挺你！但妈妈也很骄傲——就在退休这一年，我也和你一样，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母亲的眼泪里，有对我的骄傲，更有对自己坚守信仰的释然。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信仰的比赛”从来不是竞争，而是两代人在同一面党旗下，用不同的人生轨迹，写下了同样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