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兴伦

前几日去贵州远房叔叔家，一眼就瞥见那根烟杆。斑驳的竹身裹着岁月的包浆，铜锅斗被烟火熏得油亮发黑。指尖刚触到，仿佛就触到了父亲掌心的温度。这曾是父亲的心爱之物，他走后便成了叔叔的念想。此刻烟杆斜倚在桌角，像在轻轻叩门，把那些被时光埋住的日子，一股脑儿全翻了出来……

记得我考上县城高中那年，父亲送我去报到。家里穷，连个装行李的箱子都没有。我找了个洗得发白的肥料口袋，胡乱塞了几件衣裳。父亲抄起那根磨得发亮的扦担，一头挑着两床棉被——母亲连夜在被角续了新棉，用塑料薄膜裹得严严实实；另一头是五十斤大米，够我吃一个月。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村子，连条正经土路都没有。我们得先走到十里外的乡政府搭车，单是爬村口那道两里路的坡，就够人喘的。父亲挑着担子走在前头，扦担压在微驼的肩上，“吱呀吱呀”地哼着老调子。我跟在后面，看他蓝布褂子被汗水浸透，贴在背上勾勒出嶙峋的脊梁。汗珠砸在黄土地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印子，转眼又被风吹干。

爬到坡顶，父亲放下担子，粗重地喘着气，从裤腰带上解下烟杆。在路边岩石上磕了磕烟灰，捏一撮烟丝填进铜锅，大拇指按实了，“嚓”一声划亮火柴。火光里，他眼角的皱纹像被熨开的纸，猛吸一口，白雾从嘴角漫出来，把那张黝黑的脸笼得朦朦胧胧。

“到了那边好好念书。”他吧嗒着烟，声音混在雾里，“伙食费我按月寄，别省着。”话里藏着掩不住的高兴——他儿子考上了县城最好的中学。抬手想拍我头，到半空又缩回去，许是怕手上的老茧刮着我。烟屁股在石头上摁灭，父亲重新挑担。我抢着要换，他把扦担往肩上勒了勒，粗声说：“你细皮嫩肉的，头回进城，哪能累着？”语气硬得像块石头，耳根却红了。

到了乡政府，正巧碰上同班同学，他和我同时考上那所高中。他当老师的父亲联系了辆去县城的卡车。大人们七手八脚把我的行李搬上车，同学父亲拍着胸脯说会照看好我们。父亲盘算了半天：搭车虽没要路费，可回来的路费够我在学校吃上几餐，终究没上车，只说：“有先生照应，我放心。”

卡车“嘟嘟”发动，我扒着后挡板回头。父亲站在尘土里，烟杆别在腰间，正使劲挥手。车越开越快，他的身影越来越小，可那烟杆上明明灭灭的火星，像盏灯在风里摇啊摇，直到缩成个光点，还在我眼里亮了很久。

那年寒假回家，只见父亲颧骨支棱着，两腮凹成深坑，像被腊月的寒风刮去了所有皮肉。母亲红着眼圈绞着围裙：“你每月那几十块生活费，你爸天不亮就揣个冻红薯上山砍柴。回来把粗一点的柴锯成一尺左右长，堆在炕上熏得油亮。初三、初八就挑着百十来斤柴，深一脚浅一脚走二十多里山路，去贵州松桃长兴堡卖。一担柴最多二十块，少的时候才十来块……”她声音发颤，“他总说，多跑几趟，总能凑够。”

1999年底，过度劳累的父亲突发脑溢血。抢救回来后落了偏瘫，能走却再也干不了重活。那时我在读大学，回家见他这般模样，当即说要辍学。

“书必须读！”父亲瞪着我，眼里冒着火，“我还死不了——把为我准备的那口棺材卖了！”他用烟杆敲着火炕边的石头，烟灰簌簌往下掉，语气不容置疑。第二年春天，我揣着卖棺材的钱回到了学校。

毕业后我在民乐中学教书，每个周末都回家。每次返校，父亲总说：“下次带点好旱烟。”我从不抽烟，偶尔会忘，到家时他就用颤巍巍的手敲我脑门：“下次记着，下次记着！”

2008年，父亲再发脑溢血，这次没能抢救过来。清理遗物时，我捏着那根烟杆想收藏起来做纪念，贵州远房叔叔却开口了：“让我带回去吧。我是老烟枪，抽着烟就当敬奉你爸了。”按农村规矩，逝者的遗物父传子、兄传弟，我和哥哥都不抽旱烟，母亲也点头应了。叔叔便把烟杆带走了。

此刻在叔叔家，我摩挲着这根烟杆。竹身的纹路里还藏着父亲的体温，铜锅斗的烟火气里，他的声音、笑容、被烟雾笼罩的身影，一一浮上来。眼眶猛地一热，眼前的烟杆渐渐模糊，倒像是父亲在雾里，正朝我缓缓挥手。

叔叔已是暮年。等他百年后，我要把烟杆接回来，找个木匣好好收着。想父亲了，就取出来摸摸，看看，想想——把那段藏在烟杆里的时光，永远镌刻在心里，成为余生里永不褪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