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科亦

凤凰古城青石板路蜿蜒，沱江水静静流淌。吊脚楼倒影里，仿佛总能看到一个机灵“野”孩子的身影在跑跳——那便是少年黄永玉。作为同饮沱江水的老乡，我心中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结：此生竟未能亲眼见到这位从凤凰走出去、名动天下的“老顽童”黄永玉先生。

这份遗憾，在每一次踏上故乡土地时，都格外真切。走在东正街、文星街，那些他笔下描绘过的场景依旧鲜活。他曾在文章里动情地写道：“我有时不免奇怪，一个人怎么会把故乡忘记呢？凭什么把她忘了呢？不怀念那些河流？那些山岗上的森林？那些长满羊齿植物遮盖着的水井？那些透过嫩绿树叶的雾中的阳光？你小时的游伴？唱过的歌？嫁在乡下的妹妹？……未免太狠心了。” 是的，凤凰，是他艺术血脉里最深的烙印，是他永远的精神原乡。

凤凰的“野”与“趣”，深深塑造了他。从小就不是个“安分”学生的他，曾经的“逃学”经历成了他日后津津乐道的创作素材。他曾幽默地回忆：“我们凤凰县的孩子，那时读书都很苦……我逃学，是跑到城墙上去看杀猪，看狗打架……” 这种对生活百态不加掩饰的好奇与观察，这种带着点“野性”的自由气息，后来都化成了他笔下那些酣畅淋漓的墨荷、机灵古怪的猴子及充满生命力的画作。

提起他的画，绕不开那浓烈、泼辣、甚至带点“蛮横”美的荷花。这荷花，绝非传统文人笔下孤高清冷的模样。他用大块的墨色泼洒，用鲜艳的朱砂点染，荷花在他笔下是蓬勃的、有力量的。他曾解释：“荷花从哪儿长的？从污泥里面长的。什么是污泥呢？就是土地掺了水的那个叫做污泥，是充满养料的那种土。” 他画的是对那滋养生命的土地（污泥）的礼赞，是对生命本身那股向上冲劲的颂扬。这何尝不是凤凰山水赋予他的那股子坚韧和生命力？

作为凤凰人，我们更骄傲于他设计的“猴票”成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1980年那张小小的“庚申年”猴票中，那只大眼睛、蜷坐着、透着机灵劲儿的小猴子，早已超越了邮票本身，成为几代人关于岁月、关于春节的温暖符号。黄老画猴，不追求精细的形似，却抓住了那股子猴性和童趣的精魂，就像他自己，永远像个好奇的“野”孩子打量着世界。

他的“老顽童”气质是刻在骨子里的。九十多岁了，还自称“比我老的老头”，叼着标志性的大烟斗，眼神里闪烁着狡黠和智慧的光芒。他设计的“酒鬼酒”麻袋形的瓶子，诙谐独特；他写的文章，幽默辛辣，充满市井智慧又直指人心。比如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艺术界乱象：“一听到开会、评奖，我就烦！这帮孙子！” 这份率真和不羁，正是凤凰人骨子里那份敢爱敢恨、不装腔作势的性情。

晚年，他对故乡的眷恋更深。他不仅在京郊建了“万荷堂”，更在故乡凤凰精心设计建造了“玉氏山房”。回到凤凰，他像个归家的孩子。想象他在玉氏山房凭栏远眺，看沱江水流过熟悉的吊脚楼，看虹桥风雨楼伫立千年，听乡音在巷陌间回荡，那该是他最放松、最自在的时刻吧。他曾感慨：“画凤凰，我画不好。因为太熟悉了，感情太深，反而不敢轻易下笔。” 这份近乡情怯，正是游子对故土最深沉的告白。

他面对生死的豁达，也带着凤凰人的那份爽利和黑色幽默。他早早写下遗嘱，连骨灰安置都想着“好玩”：要分四份，一份撒在故乡凤凰的沱江，一份撒在香港大屿山海域，一份送到他深爱的意大利佛罗伦萨，还有一份带回北京的万荷堂。他调侃道：“我死了，立即火化，骨灰放到抽水马桶里，就在厕所举办个告别仪式，拉一下水箱，冲水、走人……” 甚至开玩笑说分给朋友包饺子“报仇”。他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却异常简洁庄重：“爱、怜悯、感恩。” 这份通透与深情，令人动容。

黄老走了，像沱江上飘走的一盏河灯，回归了他深爱的山水自然。作为凤凰人，我心底的遗憾沉甸甸地：未能在他回乡时，挤在玉氏山房外的人群里看他一眼；未能亲耳听听他那带着浓重凤凰口音的俏皮话；未能亲眼见证他在故乡阳光下挥毫泼墨时，脸上那份孩童般的专注与喜悦。

然而，这份遗憾，在凤凰的山水间似乎又能得到某种慰藉。走在青石板路上，看沱江边写生的孩子，虹桥上悬挂的画作，甚至路边小店印着荷花或猴子的纪念品……黄老的气息，早已和这座古城融为一体。他笔下那些充满力量的墨荷，何尝不是汲取了故乡山水的灵气？那只家喻户晓的猴票精灵，何尝不带着沱江边“野”孩子的机敏？

翻开他的画册，读到他那充满智慧和乡音的文字，走在凤凰他跑过、看过、爱过的每一条街巷，我仿佛又触摸到了那个未曾谋面的他——那个永远带着凤凰“野”趣和赤子之心的“老顽童”黄永玉。 他虽已骑鹤远游，但他的精神，那份对故乡深沉的爱、对生命顽强的礼赞、对自由不羁的追求，早已化作故乡的风、沱江的水，永远流淌在同乡后辈的血脉里。未曾亲见，却从未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