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锦文

在老家田头，长着一丛苦竹。春天竹节生长时，会发出细微的爆裂声。我躺在牛背上听见这种声响，总疑心是骨头在拔节。水牛粗糙的脊背像移动的丘陵，九岁的双腿夹着它的肋骨，如同夹着大地裸露的骨架。

两头水牛是家里最值钱的活物。台风天,它们的睫毛沾满雨珠，像戴了水晶冠冕的囚徒；烈日下,它们把身体埋进泥塘，只露出鼻孔组成的黑洞。我的童年就在这两处黑洞间摆动：放学后就飞奔向拴牛桩，带着饥肠辘辘的两头大水牛来到田坎水边，看它们像割稻谷般吞啃水草。

母亲说：“能吃苦的孩子以后就不苦。”我信了。小学三年级开始，我踩着小板凳炒菜，油星在手臂烫出星辰般的图样，却满是乐趣；初中举着嫁接刀切割果树枝条，刀刃总在树皮与木质部之间犹豫——如同我在童年与成年之间的摇摆。那些荔枝、桃李的接穗最终枯黄蜷曲，像被火烤过的蝴蝶标本。我蹲在枯枝前数蚂蚁，它们搬运着比我嫁接成果更饱满的籽实，而邻家的果树已结满一年的希望。

最锋利的是菠萝叶缘的锯齿。三伏天，钻进密不透风的菠萝地，除草、喷药、采果。尖锐的叶齿会在手臂刻下血色经文，汗水浸透时，那些划痕便显影般浮现出来，比老师用红笔打的叉更触目惊心。夜晚用针挑出扎进掌心的刺，煤油灯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像在上演皮影戏《受苦记》。

香蕉林死亡的那个夏天，淤泥地泛起白霜。我把一遍遍催促父亲买来的碳铵肥,当成香蕉树的救命药，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将肥料像雪花般撒向树林的每个角落，任其渗透到每处根茎。我渴望蕉叶像竹子般拔节生长，可它们第二天就开始焦卷，随后成片枯黄，整片林子垂下头颅，流淌出胶状的眼泪。我摸着发烫的蕉杆，突然明白：有些苦吃下去只会更苦——就像那些烧坏树根的化肥。

某个台风过后的清晨，我站在仔细喷洒过农药的荔枝树下，看着被风摇曳的树上，那些接近成熟、即将采摘变现的果实，就在眼皮底下“噼里啪啦”掉落、摔裂，仿佛一次次撕裂我的心口。我回想童年：明明在不该背喷雾器的年纪，努力给每串荔枝、每片叶子打药，让自己成为移动的毒云，任敌百虫药液顺着手柄倒流，在虎口蚀出溃疡，可树上的卷叶螟仍在不知疲倦地编织白色寝衣，黑星霉菌仍在树皮上绘制星图领地。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永远成不了合格的农民：嫁接刀不够快，手掌不够糙，打不好农药，腰椎在负重时发出危险的声响……那天，我偷偷撕下练习册折了个飞机，看它掠过枯死的香蕉林，坠落在学校后墙的爬山虎丛中。

高中那几年，我坐在教室的最后排。寒风从窗缝钻进来，在草稿纸上走出蛇形轨迹。营养不良导致的胃痛，常让额头布满豆大的冷汗。年段长对“牛血班”学生的鄙视，像一块幕布，熄灭了天边仅存的惨淡星光。少年的经历告诉我：成不了合格的农民。于是在无数个看不到星光的日子里，我起早贪黑，一遍遍诵读、思考、练题，终于在高二重点班二次调配名单公布那天，以第一名的成绩从“牛血班”调入重点班。那时，校门口的凤凰木开得正艳，鲜红的花瓣落在肩上，像一枚微型勋章，别在单薄的肩头。

后来岗前培训时，教授说：“吃苦要吃得聪明。”我忽然想起那些死去的香蕉树、掉落的果实——原来苦难也分良性与恶性。有些苦是养料，有些苦是毒药，区别只在于是否朝着正确的方向生长。

现在，无论调到哪个单位，我总会在窗台上养一盆苦竹。它的茎秆会随季节与营养变化粗细，叶片也随之枯荣。它总让我想起童年嫁接失败的枝条、板结的土壤、杀不死的害虫和随风飘落的果实。那些曾以为只要低头忍受就能松动的土壤，其实一直在滋润每一粒经历过磨难、仍向上生长的种子。苦竹总在我的睡梦里，发出生长的噼啪脆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