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全媒体记者 朱开朗

7月22日，大暑，保靖县的室外气温接近40摄氏度。彭运锐在四方城考古勘探现场奔波了一整天，燥热又劳累。晚上回到家洗个澡之后，刚巧天上落起了雨，气温降下许多。他打开窗户，阵阵凉风吹来，直透心脾。

连日高温，终于下雨降温，本可安然入眠，但彭运锐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这煞风景的失眠，来自一条不煞风景的好消息：国家文物局当晚来函通知，保靖县四方城遗址成功纳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彭运锐是保靖县的考古工作者，也是推进四方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专班负责人，他与团队历经数年奋斗终于迎来硕果——国家文物局的认可函件，让这个夜晚成为见证历史的无眠时刻。

历史的链接点

彭运锐辗转反侧，终于在23日凌晨5点勉强睡去。不到7点，他又醒来，早早搭车来到了四方城遗址考古现场。此时未到上班时间，彭运锐独自翻阅起厚厚的资料来——这都是工作专班字斟句酌写出来的申报材料。他又去勘探现场走了几圈，好不容易捱到8点，他终于忍不住内心的激动拨通了一个电话——那是他亦师亦友的考古专家龙京沙的电话。龙京沙年逾七旬，彭运锐不忍打扰他休息，硬生生从22日晚上憋到了23日早晨，才向他报告喜讯。

“我昨晚就知道了。”龙京沙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我也是怕打扰你休息，打算今天跟你通电话的，没想到你先打过来了。”

“那您今天过来趟吧，龙老师？”彭运锐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肯定要过来啊，我已经在路上了。”龙京沙说。

龙京沙是湘西考古界的泰斗级人物，他从20世纪90年代初便开始接触保靖县四方城遗址发掘考古工作。

四方城遗址自20世纪70年代被发现以来，一直处于断断续续的发掘状态。它最初被认为是一处汉代县城遗址，后经多次发掘研究，发现其历史可追溯到战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彭运锐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龙京沙常带着他四处开展考古工作。在那期间，他们又在四方城遗址及周边发掘了晋代、唐代、宋代的墓葬。

“唐代、宋代墓葬的发掘，证明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四方城这处县城遗址，从战国一直到宋代，持续活跃了1700多年，这样长时间活跃的古县城遗址，在我看来，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绝无仅有的。”龙京沙说。

如果按照目前主流观点以公元前475年为战国时期起点，到公元1279年崖山海战南宋结束，时间跨度长达1754年。在湘西这样一个偏远山区，却拥有一处活跃了1754年的古县城遗址，其学术研究价值可见一斑。

四方城遗址已出土文物中，包含馆藏一级文物8件、馆藏二级文物47件、馆藏三级文物174件。其中战国时代的琉璃蜻蜓眼、濮人青铜宽格短剑，两汉时期的迁陵丞印等八枚印章，两晋时期的青瓷龙首灯，唐代的铜官窑瓷枕，宋代的筒瓦构件，无不证明这一处城址昔日的文明和繁华。

“到了宋代，土司制度在湘西开始推行，四方城的人们或逐渐迁离或集中迁离，这座古城就慢慢没落了。但是四方城的考古发掘，完美地承接了湘西土司制度推行之前的历史脉络，为我们研究湘西的历史和文明，提供了更多的实物佐证。”龙京沙说。

文明的交融点

“咚——咚——咚——”

四方城考古遗址的专家楼，是由原企业的职工宿舍改造而成，简单而朴素。此时，彭运锐正敲着专家楼二楼的一间房门。敲门时他很踌躇：用力太重，怕惊扰专家；太轻的话，又表达不了此时的心情。最终，他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用力地敲了起来。

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位50岁上下的中年人——袁伟。袁伟是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2017年至今，他经常进驻四方城遗址考古现场，一住就是几个月大半年。这些年里，袁伟参与研究发掘的墓葬就有150余处。

“我们立项成功了！”彭运锐说。

“我就猜到会成功！”袁伟说。

袁伟拉着彭运锐跑到一楼的陈列室，不厌其烦地向他讲述着团队的发掘和研究成果。“这么重要的成果，怎么会不成功！”

酉水河上起重庆秀山，下到怀化沅陵，是历史上的交通要道，而四方城遗址，正处于这条交通要道的中段，是经济和文化交流必经的一站。

“濮文化、巴文化，是四方城遗址里常见的文化元素。”袁伟说，“四方城出土的濮人青铜宽格短剑，共有10余件，是全国同类文物出土最多的一处，这为濮文化研究提供了更为翔实的实物证据。”

《尚书》记载，濮人曾追随周武王牧野誓师共同讨伐商纣王，在历史朝代更迭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濮人青铜宽格短剑的出土，有力地佐证了这一史实。

巴文化所特有的“虎形纹”，在四方城遗址出土的器具上也很常见。巴文化多集中于川渝地区，顺酉水河而下，便可到达四方城。两地之间的交融，至今可见痕迹——湘西很多地区的方言俚语，都与川渝方言接近，生活习性、饮食习惯也多与川渝相似。

稍远一点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吴越文化。袁伟端起一件釉陶小壶说：“这件器物上的斜方格纹，是典型的吴越文化特征，从四方城到长江中下游，要经过酉水河、沅江、洞庭湖等流域。可见古代的水上交通已发达到如此程度。”

再远的，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在一批战国墓葬出土器物里，有着为数不多的几组琉璃蜻蜓眼，这是西亚、埃及一带的产物。学界虽已确定该类物品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进入中国，但那也是当时的王公贵族才能拥有的物品。琉璃蜻蜓眼在四方城出土，足以证明至少战国时的湘西，并非荒蛮之地，而是拥有高度文明的经济文化交融点。

未来的启锚点

离了袁伟处，彭运锐依旧兴奋地在四方城四处奔走着。他恨不得将心中的喜悦传达给每一位同事、每一位朋友，甚至遇到的每一位路人。

“这种喜悦，就像我的孩子考上了清华北大一样——或许比那更甚。”彭运锐说。

为了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四方城遗址共吹响三次号角、发起三次冲锋。

2019年，彭运锐偶然得知国家文物局正在征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立项申报，但彼时已快到截止日期，因材料准备不够充分，那一次未能成功。

2022年，该项工作得到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的高度重视，首次组建了工作专班，专门开展申报立项的准备工作。但由于经验不足，仍旧未能达到立项标准。

2024年，保靖县再次调遣精兵强将组成工作专班，吸取了前两次的失败教训，多次到各地学习经验。工作专班先后整理撰写了《四方城考古发掘报告》《四方城考古可行性报告》《四方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等材料，落实并总结了因保护四方城考古遗址而改建、搁置、取缔的工程项目，初步完成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征地工作……这如火如荼的一系列动作，终于引起了国家文物局的关注。

2024年11月22日，《中国文物报》用整整两个版面介绍了保靖四方城遗址发掘考古工作的成就，特别刊登了县委主要领导的署名文章《四方城遗址：呈现秦汉历史文化基本图景》，四方城遗址在学界再掀波澜。

在具体的申报工作中，彭运锐更是转换思路，打出一套“组合拳”。“我们跳出了‘就四方城而四方城’的思维框架，一方面将里耶古城遗址的秦汉文化和老司城遗址的土司文化联系起来，并推及到整个湘西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再将四方城的‘迁陵县’与‘洞庭郡’之间的关系作出合理推论，并将这些概念一起纳入规划之中。”

7月22日晚，捷报传来。全县上下的努力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

“立项只是入门，只是个开始。”激动喜悦之余，彭运锐保持着学者的冷静，“未来，我们要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四方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中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湘西悠久绚烂的历史文化。”

彭运锐的不眠，迎来了四方城的苏醒。而四方城的苏醒，让我们看见了瑰丽的将来。神秘湘西，将被徐徐揭开面纱，将那深邃如渊的历史、灿若星汉的文化和不为人知的故事讲与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