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敏

《湘西足履》是欧阳文章的一部书写湘西文化的散文集。湘西并非他的原乡，作为从湘中来湘西的异乡人，他以双重身份——既是闯入者，又是皈依者，来凝视、叩问这片土地；他以脚步丈量湘西山水，以文字重塑大地深情。他的书写既依托于现象学意义上“地方感”的生成，又深植于阐释学意义上文化记忆的复调，在美学上形成了一种“流动”与“固守”、“述真”与“想象”的张力结构。

行走边地：异乡人对地方性知识的“村落志”记录

源自于沈从文先生的文学巨著《边城》，湘西“边城、边地”之喻广为人知，这片土地历史厚重，文化独特，地理上偏安一隅，展现出不同于中心文化审美观念的另一种美学形态，具有一种疏离感、神秘感、遥远感，这种异质空间因此具有了陌生化的审美价值。作为“新湘西人”，欧阳文章在湘西学习、工作并安家落户已二十余年，经历和经验成就了他深厚的感受力和自觉书写的笔力。《湘西足履》“述真”的都是湘西往事，是以一种松散的“村落志”方式来写作的。凤凰县阿拉营镇舒家塘村的屯兵堡垒、吕洞山群峰里的印山集镇、万马归朝山峦下彭氏土司王朝的繁盛……这些远去的风景是历史的尘烟，也是湘西民族文化的“记忆之所”。读者能看到苗族银器上的慧心闪闪、西兰卡普织物上的土家族传说，听到酉水河畔的纤夫号子、腊尔山深处的苗寨鼓声……读者也仿佛亲临“中国土家第一村”双凤村的毛古斯舞蹈现场，感受苗族“四月八”“赶秋”的节会，这些民俗文化以少数民族仪式的方式勾连起天、地、人、神的对话。湘西苗族用傩堂戏驱鬼逐疫、祈福纳祥、酬神还愿，这些古老的民族文化并不简单，而是在特定情境的乡土治理中，起到了社会交往、凝聚族众的功用。欧阳文章将湘西的山水、村寨走遍，他用历史爬梳为读者展开了一张湘西记忆图谱或一棵知识树图形，这里面藏着他对湘西鞭辟入里的理解与热爱，让读者触摸到一个真实而立体的湘西。“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这个异乡人对湘西的理解与共情比很多本地人还要深刻、深沉。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反映出当地人对世界、对生活的独特认知与理解。读者可以从《湘西足履》中看出作者对湘西地方性知识的偏爱：无论是晨雾轻抚的山峦，还是晚霞染红的江水，无论是山间飘荡的歌谣，还是街边带锅气的米粉……山的坚毅、水的灵韵、风的呢喃、人的温度，就此鲜活起来。他写古老村庄，是在文化怀旧中祈愿古村的重生与复活；写错落有致的吊脚楼，这些独具特色的建筑物承载着湘西人的生活智慧，刻写着无数家族的兴衰荣辱；写湘西的民俗节日，那热闹奇异的场景是湘西人的生命力展示；写湘西山里丰富物产，如鸭脚板、椿木癫、竹笋、蕨菜、葛根、枞菌、百合……诸如此类的这些乡土符号成为“不朽化”的记忆之场，地方性知识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重要资源。

描摹神地：奇观之外充满灵韵的“桃源叙事”

湘西是一片神地，历来是外界眼中的“文化他者”，关于湘西题材的讲述中充满了“奇观”，甚至湘西的自我讲述中也总免不了“自我奇观化”，如对巫傩、赶尸、落洞的描写。文化学者简德彬先生认为，湘西形象既有中心文化圈对湘西的文化想象和他者表述（镜像湘西），也包括湘西人自我想象（湘西自画像），二者构成湘西形象的一体两面。镜像湘西由中心眼中的边地、礼邦眼中的蛮族、礼乐文明与现代文明眼中的巫楚形象组成；湘西自画像由边缘守望中心、民族重塑蛮族、圣地颠覆匪邦的三维面组成。按照这一划分，欧阳文章对于湘西的书写，与上述两种都不尽相同但又有所关联——他是一个融入了湘西的异乡人，对湘西进行的是没有距离感的“湘西自画像”。他既带着湘中农人的深耕意志，又保有记者职业赋予的游牧视角，这种双重性，使其叙事既具备地方志的厚重肌理，又充满寄居他乡的流动光泽，二者充斥互文性关系。

《湘西足履》中有“桃源叙事”的风格。桃源叙事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写作提法，但陶渊明所打造的“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世外桃源被人熟知，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得，人人平等、民风淳朴，是理想社会的代名词。湘西便是欧阳文章心目中的这样一个“桃源”，他眼中的山河、古镇、村庄、风物等，各安其所，无一不美，这种对风土风物的灵韵展示便是一种“桃源书写”，他笔下的湘西景物灿然、民风放逸；优游其间，忘情融物。

《湘西足履》的写作本质上是一场文化根脉的苦旅与追寻，无论是对湘西历史钩沉的打捞，对山水风物的细腻勾勒，对民俗风情的生动展现，或是对家族童年的深情书写，都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与独特的审美韵味。作者写近旁的人事，做到了“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写远古的湘西，体现了“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他以一个资深记者的视角，为大家讲述辰河高腔《目连戏》90年代在法国演出时的轰动，这是湘西戏剧在东方美学上所达到的高度，而谈到这一“中国戏曲活化石”在当下面临着失传的没落境地时，他又透出遗憾的慨叹。顺着沈从文20岁离乡后四次回乡的路途，他说，“我曾多次在泸溪沅水边上的箱子岩对岸驻足”，令人动容。他还写到苗族生命深处的泱泱古苗河（兄弟河），穿过数千年前的历史迷雾，文章的笔触带领读者深刻地理解了苗族的迁徙历史和悲情意识。

湘西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但他显然对河流情有独钟，缘于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先民繁衍、民族迁徙、百姓安居、生命孕育。正如屈原“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的悲剧理想，文章有《沅水听涛》的神思。他还写到了浇灌了湘西北、西南方圆一千多公里的“五溪文化”，描述了酉水的酒文化和湘西人骨子里的酒意、诗情、血性，所谓“酉人好客、酉人重生、酉人重情、酉人勤劳、酉人敬神”，他既能解构传统的神性湘西，又能精准地捕捉到湘西“醉乡”的市井烟火与百姓的生存韧性。有什么样的水，就有什么样的山谷。欧阳文章还写到了太平山、白云山等湘西大山，他对苗族的描述格外用力：“湘西大地，千里苗疆，被画上一道南北纵横300余里的防线”，这条防线内外，是苦难深重的苗族同胞的迁徙史、生存史，但他又以发展辩证的眼光看到，今天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使得苗族村落呈现出历史上新篇章：欢歌笑语处处、苗民安居乐业。

追索大地秩序：作为方法论的湘西及其书写价值

人对故乡的情感依恋是“恋地情结”的重要表征。欧阳文章像一位行走的“故事祭司”，在湘西的褶皱中打捞那些被现代性浪潮冲散的叙事碎片，他的文本不同于乡土文学的田园牧歌模式，而是时间回拨、情感深沉的个人记忆之旅，呈现出“恋地情结”与“疏离感”的辩证关系。其中，让我印象较深的一个篇章是《老屋》。高祖父传下来的老屋在父亲这一代手上已然颓圮，父亲费劲辛劳修建了新砖房，老屋和新房子只隔了几条田坎，父亲让我和弟弟把奶奶请出老屋时，白发苍苍的奶奶抱头痛哭，不肯离开。而奶奶逝去后的几年后，“每次回家，父亲都会喊我陪他一起去老屋看看，满头白发的父亲每次看到老屋都会忍不住流泪”，这种情感便是人与大地记忆、人与自然、人与“来时之路”的某种深切关联。

老屋是人们对于故乡的一个最具象的回忆，而老屋一旦垮塌消失，这种关联就被彻底阻断与擦除，苦痛由此产生。对于在农村里长大的欧阳文章而言，他曾坦言幼年时想要走出农村的迫切，“我与村庄的关系：肉体上的一体，精神上的分裂。”这种对家乡的复杂纠葛情感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但无论走出多远，他对故乡都有一份深深的眷念。事实上，湘西未必就是一个“梦想之居”，而是他越来越感受到，在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代里，乡土审美的价值之一，就是对大地秩序的怀念与追索。

作者对湘西大地的体认、观察、嵌入，湘西便作为他“没有边界的故乡”，成为“乡土中国”的一个缩影。因此，《湘西足履》的价值，不是在于为湘西立传，而在于提供了一种地方书写的范式——它拒绝将湘西简化为奇观化的“他者”，而是将其视为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棱镜。作者在《沅水听涛》中发问：“沅水河流两岸是否还诞生过早于高庙文化的人类遗存？高庙文化和中原华夏文明又有着怎样的关联？”这个外乡人的笔触已长进湘西的岩层，彻底瓦解了传统田野调查中“观察者——被观察者”的权力关系。他并非站在湘西之外“书写湘西”，而是让湘西的精神穿透自己，这是一部借写异乡、实则是写家园的追忆之作，也是一部对大地秩序的向往之作。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说，“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湘西足履》以湘西最质朴的寻常景观示人，作者的书写体现了一种朴素、真实的土地体验，这与“栖居于大地之上”的生态主张相契合。从这个角度而言，欧阳文章的湘西书写已经超越了实际的湘西景观，能让读者在技术时代重思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引发对于自身与地域、个体与文化关系的深入思考。因此我想，在意义碎片化的当下，在一个“停不下来”的功绩社会、倦怠社会里，如果能在阅读和生活中反思“附近的消失”，并真正理解“慢速现代性”的自然之美，回归澄明、回归大地秩序，热爱生活，《湘西足履》一书便获得了它独特的审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