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惠君 龙俊梅
在湘西州档案馆里,尘封着一段关于土家族民族认定的传奇。今天,让我们透过档案的脉络,走进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与土家族之间那段鲜为人知却意义深远的故事,感受他以学术之笔书写土家民族识别的壮丽篇章。
历史使命与时代召唤:开启土家族研究之旅
潘光旦先生(1899 年—1967年),集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与教育家多重身份于一身,更是中国社会学、民族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毅然回国投身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在民族学领域,他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跨学科的独特视角,为中国少数民族识别与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大规模民族识别工作,这一历史任务意义重大,关乎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与族属关系认定。在此背景下,潘光旦受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将目光聚焦于湘鄂川黔交界地区的“土家”人群。彼时,“土家”是否为单一少数民族在学术界众说纷纭,潘光旦先生的研究,无疑成为土家族能否获得独立民族身份的关键。
潘光旦选择土家族作为研究对象,既是国家民族工作的现实需求,也源于他内心深处对民族关系与民族发展问题的长期关注,尤其是对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渊源与文化特征的浓厚兴趣。在他看来,土家族族属问题绝非单纯的学术议题,更关乎这一群体的政治地位、文化权利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严谨考证与实地调研:构建土家族身份“证据链”
潘光旦先生对土家族的研究,以族源考证与民族识别为核心,成果集中体现在1955年11月,他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四辑发表的13万字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这一经典著作中。他在浩如烟海的古籍史料文献中苦苦寻找有关“土家”的痕迹,直接参考与征引的书目从《史记》《汉书》等史籍到《道光凤凰厅志》《光绪龙山县志》等地方志多达187部(其中,史籍50种,地方志52种,笔记30种,其他55种),研究之严谨细致可见一斑。他以大量丰富的史料、严密的推理论证了:土家不是瑶、不是獠、不是苗、不是汉,而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代巴人后裔的一支,是单一民族。
在族源研究领域,潘光旦先生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多学科方法,深入探寻土家族与古代巴人的渊源。他仔细梳理《华阳国志》《后汉书》等历史文献,发现古代巴人活动范围与土家族聚居区高度重合。他通过对“巴”字本义及演变的深入分析,通过廪君传说、土家习俗及部分器物,客观论证了虎图腾在巴人时期及土家族中的核心地位,而土家族至今保留的虎崇拜习俗,正是古代巴人图腾信仰的鲜活遗存。此外,姓氏分布的对比研究也揭示出土家族大姓向、田、覃等与古代巴人姓氏的传承关系。
在语言学研究方面,潘光旦先生独具慧眼,发现土家语中保留大量古代巴语词汇,如称虎为“李”,结合《世本》“廪君化虎”的图腾记载,潘先生认为此词可能承自古代巴语。同时,他明确指出土家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这一语言特征为土家族单一民族属性提供了有力证据。
在民俗比较上,潘光旦先生系统考察土家族摆手舞、毛古斯、梯玛祭祀等独特民俗,发现其与古代巴人军阵舞、祭祀仪式存在明显承继关系。特别是土家族“哭嫁”习俗与《华阳国志》记载的巴人婚俗高度相似,成为族源考证的关键佐证。
在民族识别上,潘光旦先生提出判定土家族为单一民族已具备斯大林提出的现代民族四要素: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素质。基于这些标准,他明确认定土家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的单一民族,而非汉族的支系或苗族的旁支。
为获取更翔实的一手资料,1956年5月至6月,潘光旦先生不顾右腿残疾,在山高坡陡、沟壑纵横的湘西北“土家”族地区,或坐滑竿,或拄拐杖,艰难进行42天的调查走访。他深入了解“土家”族人的自称、人口与聚居程度、语言使用、汉“土”关系以及民族要求等具体情况,进一步充实土家族确认的依据。1956年夏、冬两季,他又与向达先生深入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山区视察。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他们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为土家族身份认定构建起完整的“证据链”。
学术贡献与现实影响:铸就民族发展新篇章
潘光旦先生的土家族研究成果,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1957年,国务院正式确认土家族为单一少数民族,潘光旦先生的研究为这一重大决策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民族身份的确认,使土家族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发展机遇,有力推动了土家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文化传承保护。如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成立,土家语保护与复兴工程的实施,以及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都离不开潘光旦先生当年的学术贡献。潘光旦先生的研究,更体现了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与理解。他深入土家族群众中,倾听他们的心声,尊重他们的民族认同,这种平等、包容的研究态度,为当今民族研究者树立了光辉榜样。
时光荏苒,潘光旦先生的土家族研究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却历久弥新。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经典之作,潘先生的研究不仅解决了土家族的族属问题,更为中国民族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典范。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回顾潘先生的学术贡献,我们更能体会到其中蕴含的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这无疑是当代学术研究应当传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
(以上图片均由州档案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