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红

永顺县不二门观音岩矗立着一方《溪州隐吏车庚诗》碑，碑文落款“溪州隐吏车庚”，并钤盖“古溪州守印”。有文章依据碑文的落款与印章，将诗作者认定为彭肇槐。然经多方考证，此说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时间矛盾：职守所羁，返程无据

碑刻落款时间为“乙卯重九”。若指雍正乙卯年（公元1735年），其时彭肇槐任江西饶州营参将，掌管一营印务。清朝时期无论是水路还是旱路，从江西至湖南永顺往返至少需月余。雍正十三年两江总督赵弘恩呈递给雍正的奏折中，称赞彭肇槐“为人诚信，勤勉办事，谨慎小心，毫无巧伪”，可见其尽职尽责。饶州营肩负着整个饶州府的地方防务与治安，并兼管赣江、信江的漕运与水路安全。如此重要之职位，朝廷岂会允许其离岗月余返回永顺。再者清朝的各类官方档案资料都说明，朝廷对彭肇槐一直采取“明升暗降”的策略——既通过频繁调动削弱其根基，又以虚衔安抚彰显其政治象征意义。对其家族在永顺原有的影响颇为忌讳，应不会允许其公然返回永顺活动。因此，从时间维度考量，雍正十三年彭肇槐返回永顺的可能性不大。

根据相关档案资料，彭肇槐在乾隆二年至乾隆八年期间以“母老告请终养”，致仕归家（江西吉水）。当时悄悄返回永顺，则有可能，但已不是乙卯之年。

空间错位：景观年代不符

不二门观音岩坐落于永顺县城（即府城）外，查阅相关资料，无论是土司时代的“灵溪十景”“颗砂八景”，还是乾隆年间的“永顺八景”，均未见观音岩之踪迹。乾隆版《永顺县志》卷三记载：“观音岩，在县南门外，离城五里，天产灵岩，形似观音。邑人于其下立庙……朝拜者四季不绝。”同治版《永顺县志》卷三亦载：“观音岩，在文昌门外五里，有石耸立，肖大士像。乾隆三十四年，邑人邹姓于其下建庙。嘉庆十六年，副将许天元重修。”此两条记载表明，观音岩庙乃乾隆年间所建，嘉庆年间副将许天元又予重修。

《溪州隐吏车庚诗》中自注有“岩右有洗心泉”之句，说明当时已有路径经“洗心泉”至“石门”，再至“观音岩”。同治《永顺县志》卷六《重修观音岩碑记》载：“自城往者，昔常绕岭西下，崎岖难行。今辟道缘溪右转，平坦开阔，中石门双开，如削壁而成。”由此可知，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前，并无“洗心泉”，往“石门”之路亦不经此处，而是“绕岭西下”再达“石门”。因此，“洗心泉”应建于嘉庆十八年路通之后，《溪州隐吏车庚诗》的年代则更晚于“洗心泉”，非雍正年间之碑刻。

身份不符：重名节不屑称“吏”

彭肇槐作为清政府的永顺宣慰司宣慰使，即永顺土司，自幼接受儒家教育，思想深受其熏陶。据《龙山县志（略）》记载：康熙年间，龙山洗洛花鹿溪彭凤林妻田氏，被容美土司所掠，欲妾之。田氏不从，后“阖扉自经死”。彭肇槐听闻后，亲自“志其墓”。说明彭肇槐特别重视名节之事。改土归流后，他改授正三品武职，但《续河南通志》中彭肇槐之记录特别注明其为“进士”出身，非一般行伍之人。在清朝，官与吏乃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地位悬殊。吏无品无级，常被视为“贱役”，多为世袭或长期雇佣，难以跻身正式官员之列。根据相关史料，彭肇槐并非一味钻营之人，在官场遭遇“不公”，便直接“因母老告请终养”。如此之人，怎会将自己定位为“吏”，更不可能在落款中署名“古溪州隐吏”。

人物确证：县志有载，作者确凿

据民国版《永顺县志》记载，“车赓，字伯夔，江西副贡，民国四年三月任，五年袁世凯帝制，发生大庸罗剑仇来攻，城陷，赓微服遁去。”由此可得知，永顺历史上确有一名叫“车赓”的任县知事，所以此碑文诗作者应为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金石通纂》也将其碑命名为《民国重九登观音岩诗碑》，作者为车赓。

综合时间、空间、作者身份及地方志记载，可确证《溪州隐吏车庚诗》碑作者为民国初年永顺县知事车赓，而非雍正年间的土司彭肇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