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婷婷

1951年8月，中央访问团湘鄂西分团抵达永顺、龙山等革命老区，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及县、区烈军属代表会议，深入基层倾听民众心声。8月27日，永顺县烈军工属代表会议全体代表为感念毛主席与共产党带来的翻身解放，联名致信毛主席。信中回顾新中国成立两年来的奋斗历程，系统汇报土地改革、剿匪斗争、农业生产恢复及新中国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并郑重承诺将传承革命精神，在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勇担使命，以更高热情投身生产建设。

新中国成立前湘西面临三重压迫的困境。湘西地处武陵山脉腹地，因山高林密、交通闭塞形成独特社会生态。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统治薄弱，地主、恶霸、土匪构成三位一体的压迫体系：地主凭借高利贷与高额地租搜刮农民血汗，致使民众终年饥寒；恶霸私设刑堂草菅人命，称霸一方；土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三方势力相互勾连，编织成严密的剥削网络。1934年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创建曾带来短暂变革，土地革命等举措让民众看到希望，但红军战略转移后，国民党与地主恶霸残酷反扑，15年间大量革命群众惨遭屠戮，湘西全境笼罩在白色恐怖中，人民日夜期盼解放。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为湘西地区带来新生希望。翌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等主力部队协同民兵武装，在湘西展开规模宏大的剿匪斗争。针对长期盘踞于此的武装匪帮，部队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并重”的战略。在永顺县，解放军集结优势兵力，对李兰初、曹子西、曹振亚等匪首的核心据点发起攻坚，同时发动群众，建立民兵联防体系，形成“军民合围”之势。经数月，成功拔除这些顽固毒瘤。至1951年，彻底根除肆虐数十年的匪患。正如感谢信中所述：“大匪首李兰初、曹子西、曹振亚等都被人民依法惩办。横行乡里的恶霸、匪特分子等被予以严厉的镇压……”

剿匪斗争的胜利为后续土地改革与经济建设构筑起稳固基石。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后，一场社会变革在湘西大地全面铺开。永顺县遵循“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分阶段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方针，以减租减息为突破口，通过降低地租利率、废除苛捐杂税，继而开展反霸斗争，依法惩处恶霸地主，彻底瓦解封建统治根基。“全县七十五个保完成反霸，十五个保完成土改，地主恶霸的威胁被打垮，我们真正抬起了头。”农民们分到了土地、房屋和生产资料，以主人翁的姿态开启生产建设新篇章。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激活永顺县农民的生产热情，在人民政府统筹规划下，一场农业生产热潮迅速席卷全县。农民积极响应号召，全力投入农田水利建设，在科学规划与精细管理下，永顺县农作物长势良好，丰收在望。政府通过发放贷粮贷款、下放救济粮等举措，切实解决生产难题，让烈军工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前湘西教育资源极度匮乏。以永顺县为例，彼时该县仅有零星几所小学，成年人文盲率居高不下。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推进教育普及工程。该县小学增至269所，夜校222所，“小孩大部分进学堂，大人也能学认字写信”。这些切实举措成效斐然，众多农民通过系统学习，具备了基本读写能力，逐步摆脱文盲状态，也为湘西地区长远发展培育了骨干力量。夜校学员中涌现出众多农村干部与技术骨干，他们扎根乡土，成为建设家乡的中坚力量。同时，教育的广泛普及推动社会风气革新——科学文化知识逐步瓦解封建迷信，民主平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交通闭塞曾长期桎梏湘西经济命脉。永顺县坐拥桐油、五倍子等优质特产，却因路网匮乏深陷“捧着金碗讨饭”的困境。为打破这一困局，政府决定修建永顺至保靖的公路。正如信中所言，“今年修的永顺保靖公路，年底就要通车了，这条路搞好，我们的桐油、五倍子就能运出去，就卖得出钱……”永保公路的通车，为湘西地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该公路不仅打通了永顺县对外通道，让土特产得以快速运出；还降低了外地商品的运输成本，从而推动物价下调。该公路在增强沿线商业活力的同时，也带动运输、商贸等产业的协同发展。众多农民借此契机投身运输与商贸领域，有效拓宽增收渠道，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 。

朝鲜战争爆发后，永顺县人民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号召，掀起参军热潮。他们与全国志愿军将士并肩作战，在新村南山、正洞西山等战斗中，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许多战士血染异国他乡，为保卫祖国安全立下不朽功勋。“前方打胜仗，后方保供应”。留在后方的永顺县人民也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为前线提供物资支持。他们通过多打粮食、捐献物资等方式，为抗美援朝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这封致毛主席的信，承载着湘西人民对往昔岁月的深情回望，也满含对中国共产党、对毛主席的由衷感激。站在新时代回望，湘西的这场变革早已超越地域意义，更揭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哲学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像信中所述“发救济粮”“修公路”“办夜校”那样，将治理理念嵌入每个具体的民生细节，在解决一道道“民生小题”中，书写“人民至上”的时代大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