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海清

村小八年，两段光阴。一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火马村小的四年读书时光，一段是中师毕业后在古冲村小的四年教书岁月。两所村小隔山相望，都藏着大山里最质朴的读书声，也刻着我与乡土教育最深的牵绊。

初秋，我从凤凰县城驱车前往新场镇火马村，在村子一隅攀几十级石阶，站在村小旧址上，几棵老松在阳光下挺得笔直。杂草间零星藏着些散乱的灰瓦、砖石，风过草动，仿佛在念叨当年书声琅琅的旧事。

昔日的教学楼早已不见，还记得是火砖砌的两层瓦房，楼板和楼梯都是木板，踩上去“咯吱”作响。那时学校不大，4个年级4个班，撑起村里娃的读书梦。父亲曾在这所村小任教多年，或许正因如此，我对这里的感情格外深厚。如今旧址栽了一片银杏树，绿叶簇拥间，倒让那些埋藏心里的日子越发清晰起来。

一 读书时的火马村小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火马村小读了四年书。我们那时没有学前班，一至四年级，天天和村里伙伴踩着土石路往学校跑。

俞兆献是我的启蒙老师。那时乡下老师多是“包班”制，一、二年级的语文、数学、音乐教学，全由他一人担着。俞老师是邻村的，学校周一到周六都上课，他总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笑起来眼角会绽开细纹。

教“a、o、e”时，他会站在讲台边，指着黑板上的粉笔字慢慢念，我们跟着扯嗓子，直到他点头：“对了，就是这么读。”教“人、口、手”，他的手比划着：“写字要像做人，得端正。”

学习数数和加减法时，他喊我们到路边掰些芭茅秆，弄断成一截截约8厘米长，用棉线捆好，放进书包带到学校。用时，就拿出来数。

课后，他常坐在讲台旁削铅笔，木屑簌簌落在桌上，削好的笔杆一根根递到我们手里。有时，他从布包里摸出故事书，给我们讲神话故事，讲台下的我们听得眼睛发亮。

音乐课上，他用毛笔把《国歌》的歌词歌谱抄在大的旧纸上，上课时挂在木架撑起的黑板上，教我们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群小孩子喊得震天响，好像要把屋顶掀了似的。

俞老师待学生上心，并不止于课堂上。有几回，天快黑了，他打着手电筒走几里路到我家里家访，跟父亲说我上课专注，鼓励我“好好学习，将来能走出大山”。暗黄的光影在泥路上晃，他的话比手电筒的光还暖，落在心里，踏实得很。

后来，我读三年级时，俞老师调走了。周华良、周兴国、傅克昌、傅三定几位老师先后教过我们，就不是“包班”了，语文、数学等科目由不同老师任教，几位老师待我们严厉却十分上心。谁算术错了，老师会拿红笔圈出来，让蹲在讲台边重做；谁算盘打不准，口诀记不住，放学后留下来一个一个过关；教我们“见了长辈要问好，捡到东西要退还，同学之间要团结”；教我们相信科学，说今后家家户户定会是电灯电话，坐在家里能知天下事。老师们话语朴实，却像种子落进心里，慢慢发了芽。

课间的操场是“活”的。篮球架是木头搭的，球皮用了好多年，拍起来“咚咚”响；滚铁环的铁圈擦得发亮，谁滚得直，能引来半操场喝彩；跳房子，土块划的格子歪歪扭扭，大伙却能跳得津津有味；玩“老鹰捉小鸡”，“母鸡”张开胳膊跑，“小鸡”拽着衣角笑，闹声能惊飞树上的麻雀。

午间时分，常和小伙伴凑在校门口石板上，翻看卷了角的连环画，或玩纸牌，直到上课铃响，才慌慌张张往教室跑，衣角沾着土粉草渣也顾不上拍掉。

那时候上学并不太早。先在家放猪、放鸭子，看它们在田埂啄草、溪沟游水，等母亲蒸的红薯熟了，揣两个在怀里，要么塞书包，要么藏在路边石缝里，放学摸出来吃，皱巴巴的皮里裹着甜气。

那时，父亲为了供我们几兄弟上学，常扛着斧头上山砍木柴卖了凑学费，实在凑不够了，就把院里的椿木树砍了卖掉。那些带着松脂香的木柴、带着清苦味的椿木，成了我课本里沉甸甸的字眼。

忘不了老师带我们爬王坡。路陡，我们拽着茅草往上挪，谁掉队了，老师就回头伸手拉一把。到了山顶，风一吹，满身汗都凉了，老师从口袋摸出水果糖，给每人一颗，含在嘴里的甜，能记到现在。

忘不了勤工俭学，放学后我们挎竹篮捡稻穗，攒满金灿灿的一篮子交学校，升国旗仪式上校长念着名字，心里美滋滋的。还有那棵大核桃树，夏天浓荫覆盖半个操场，我们围在树下捉虫子、捡枯叶，把叶子卷成筒当喇叭吹，能快乐半天。

四年级读完，我们去中心完小去读五、六年级了。可火马村小的木楼板响、老师的粉笔灰、口袋里的红薯甜，以及二楼栏杆上悬挂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横幅，总在心里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