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效仁

晚年的巴金致力于思想性散文、随笔的写作，尤其是“随想录”，虽如涓涓细流，款款微风，却似狂飙从这位饱经忧患的大师心底冲决而出。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感情需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所谓随想并非随意之作，而是要“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

这些作品后来结集出版，就是《讲真话的书》。由于1990年出版环境还欠开放，这本提倡讲真话的作品集险些夭折。后由巴金的家乡四川文艺出版社率先出版发行。书中收集了这位文坛巨擘1977年至1990年（后再版作品增至1999年）间的书信、回忆录、序、后记等，全集多达九十八万字。

其中，不少篇章回忆和怀念同时代的作家、名家。如《怀念鲁迅先生》《悼念茅盾同志》《怀念老舍同志》《纪念雪峰》 《方之同志》《赵丹同志》。有不少篇什是关于当代文坛、文艺的希冀与向往，如《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作家要有勇气》《文艺要有法制》《文学的作用》《团结起来，为文学的繁荣而努力工作》等；更有众多文章实话实说，叫《写真话》《说真话》《再论说真话》《三论说真话》《说真话之四》以及《未来（说真话之五）》，以及《创作自由》《再论创作自由》。

尤其可贵的是，其中许多作品是巴金老人在病床上写就的。这些说真话的文章曾经给当时的文化界、文学界乃至思想界都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和冲击。当时，不少人讲大话，讲空话，讲套话，似乎假话说得多了就会变成真的，假话说得多了中国的面貌也会随之变得焕然一新。正因此，巴老以一个思想者，尤其是一个过来人的觉醒者之身份，去思想，去批评，去解剖，可以说成为当年解放思想的拓荒者和照明者。

他直面历史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是故，其作品至今尽管几十年过去，却依旧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那些对人性中存在的弱点所进行的剖析与拷问，堪称剖析人性、洞察人心的一把利剑，仍然时刻高悬于顶，借以不断地提醒着我们，也警示着后人：“最要紧的是做人”。

比如，对人性中“长官意志”的批评。很多人往往会对身居高位、拥有权威的人有着下意识的服从意识，这便是所谓的“长官意志”。《随想录》中有一句话很精准地描述出了这一现象：“小孩相信大人，大人相信长官，长官当然正确。” 从人的心理角度分析，这种想法可以说是出于人的一种自保系统，趋利避害是每个人的正常选择。但如果因此就抛弃了底线和原则，不论对错而唯长官是从，这就是卑劣的一面了。

其实直到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依然有 “长官意志”的表现。家长教育孩子，依然要让他听家长的话；老师教育学生，依然要让他听老师的话。作为地位更高的一方，向另一方灌输的最多的永远还是“你要听话”。因为“要听话”，而不是“要独立思考”，这样对于地位更高的一方来说确实容易掌控，而另一方只要听从也会让事情变得简单许多。这其实正是“长官意志”的再继承。至今读来，依然有振聋发聩之效。

正因其对中国思想界和读书界的深远影响，巴金先生是故被称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其作品称之为黄钟大吕并不为过。是故，该著作编辑焦心苦虑之后豁然开朗，书名代巴老拟出了，就叫《讲真话的大书》。后来李致商榷巴老，摘掉了那个“大”字，与读者见面时变成了《讲真话的书》。

其实，在笔者看来，去掉这个“大”字，反倒更显出《讲真话的书》的“大”来，他的大手笔、大境界、大胸襟、大情怀。在凡事皆称“大事”，凡作品皆誉“大作”，凡城市皆为“大城”——大、大、大，一味膨大自大，妄自尊大成为流行风，流行病的当下，重新回味巴老改书名的故事，真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巴金，一生笔耕不辍，其作品不仅在中国广泛传播，还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赞誉。2005年10月17日，巴金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他的离去让中国现代文学界失去了一位巨匠，但他的作品和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