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必龙

一九九七年的夏风裹着燥热，吹动着三十五岁的我内心的不安与期待。那年公务员笔试成绩公布，我名列第七，报考岗位组内排名第二。然而拔得头筹的竟是我的叔侄兄弟——比我年长两岁、一个超龄了本不该参考的人。成绩单的出炉，让我陷入深深的彷徨。

面试的日子临近，我却始终在去与不去间徘徊。若是去了，该作何准备？是苦练口才、厚积知识，还是“寻关系”“走后门”？每日望着天上的流云，我问清风，问白云，也问自己：真的要离开耕耘了十五年的讲台吗？

那个周日的清晨，霞光万丈，我忽然将纷乱的思绪抛在脑后，毅然踏上了去吉首的火车。候车室里，我点燃一支烟。青烟袅袅升起，对面来了一对父女。小女孩忽然扯扯父亲的衣角说：“爸爸，对面是老师。”见父亲沉浸在自己的“银象”烟中不曾理会，她急得脸颊通红：“他是我们学校六年级老师！打球跳得高，跑得快！”此话一出，父亲这才慌忙起身招呼。推让间，那支带滤嘴的“银象”已塞入我手中，火苗在他护风的掌心里跃动。小女孩看着我们交换的烟卷，甜甜地笑了。那一刻，我忽然期待她快快长大，好让我能站在讲台上，传授她知识与做人的道理。

列车驶过熟悉的村庄，在利略站停了下来。我的教学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里是泸溪最偏僻的解放岩乡（曾经的狗爬岩），我在此度过了七年青春。一声“老师！”将我从思绪中唤醒。青年站在面前，眼中闪着惊喜：“谭老师，还记得我吗？我是最顽皮捣蛋的王国华！”

“王国华？”我努力回忆，哦，那是我离开解放岩前教的最后一届六乙班学生。霎时间，多副熟悉的面孔涌现在眼前：负责任的班长杨万发，好问的向永忠，帅气的王维刚，还有张红艳、王金莲、王秀珍、杨言菊几个绽着乖巧笑脸的女生，前两年还到我家来过呢！我笑道：“你算不上顽皮捣蛋，只是活泼好动些。真正调皮的是张延坤和张延武那两个。”

“我那时学习不好，以为老师早把我忘了。”他不好意思地搓着手，忽然向同伴要了支烟，郑重地递给我：“老师，我会好好打工的！”他的手微微颤抖，那支烟承载着一个学生最笨拙却真挚的敬意。看着这个自称“最顽皮”的学生，我心中涌起满满的怜爱。学生记得我，我心里也一直装着他们。就是在这个车站，我曾逮住准备逃学去吉首的张延坤和张延武，让他们跑着回学校，我骑车在后面跟着，谁停下来就用车轮轻碰一下以示警告。想起当年他们乖乖认输写保证书的样子，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到了吉首站，站台上，我刚点燃烟，就见一个身影仓皇跑开。未及深思，却听见一声轻唤：“老师，烟。”转身看见张延坤——那个曾经最让我头疼的学生。你说他胆大吧，他见了我像老鼠见了猫；说他胆小吧，他曾公然逃过几次学。这个曾偷卖大米换钱去吉首玩、被我拧着耳朵追回学校的少年，如今已高我大半头。他低着头，双手捧着烟，一脸忐忑。

我没有立即接烟，轻声问道：“刚才跑开的是你？”

“是我，老师。我打工回来，在车上睡着了，错过利略站，现在返回去。看见您来了，我就跑了。”他如实回答，犹如当年犯错的小学生。

我心头不由一颤，生出一丝悔意——当年是否对他太过严厉？这是老天特意安排的重逢吧。为缓和气氛，我接过烟打趣道：“还怕老师提你耳朵？”

“我想给您买包烟。老师您说得对，我头脑聪明却浪费了天分，用错了地方，我后悔了。”他双手不时搓着，显得十分不好意思。

为打破尴尬，我玩笑道：“看来我提耳朵有功，你都给我发奖励了，要不让我再提一次？”

“好！”他顺从地把头歪到我跟前。

呜——火车进站的汽笛响起。我欣慰地伸手拂过他的耳际：“现在提不动喽！”提起地上的资料包的瞬间，心中涌起万千感慨。

回程的火车上，我摩挲着三包不同的烟。小女孩天性的敬爱，王国华笨拙的敬意，张延坤悔悟的敬重——这些突如其来的相遇，像是命运特意安排的启示。我终于明白，为何这些日子从未真正为面试焦虑，为何轻易就将考公务员的事抛之脑后。

后来，那位年长的兄弟问我为何不去面试，我只笑说怕失去兄弟。后来的我，在三尺讲台上又站了二十五个春秋。

如今回首，感谢那年夏天的三包烟，是它们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初心。那些纯真的笑容、笨拙的赠予、悔悟的目光，比任何东西都更珍贵——这就是我一个教书匠最富有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