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全媒体记者 彭 宁

许多次读马伯庸的书，总忍不住惊叹于他构思的精巧、视角的新奇与情感的动人。合上书页时，一个问题总在心头萦绕：他究竟是怎么想到的？他是吃什么长大的？

9月24日晚，听完马伯庸近一小时的分享，那个盘旋已久的问题，似乎有了答案。

答案说来平常，无非是“读与思”。

比如，他从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时间与地点信息，推断写家书的兄弟俩参与的应是秦灭楚之战中的淮阳之战——那是秦国统一进程中关键且惨烈的一役，李信率二十万大军攻楚却遭惨败。兄弟俩很可能寄出信后就战死沙场，留守家乡的大哥才会将这两封浸透烽烟的家书带入棺椁，盼望着在另一个世界与魂牵梦萦的弟弟团聚。

再如，他从“江乘”这一地名在孙吴建立后便废弃不用的细节，推测出在砖上刻下“晋平吴 天下太平”的朱姓匠人当时至少已六十岁。那六十年，正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三国乱世，“天下太平”成了颠沛流离中人们最朴素也最坚韧的期盼。

这些常人难以察觉的视角，这般抽丝剥茧的观察与感悟，究竟从何而来？

我想，这绝非一时灵感，而是源于一个庞大认知系统的支撑。那是一个由海量阅读与深度思考构筑起来的精神宇宙，读过的每一本书、每一次认真思索，都如一颗被点亮的星辰，彼此联结，运转不息。

在这一系统的支撑下，他所见所感的每一粒历史尘埃——古籍中一句闲笔、文物上一道刻痕，甚至生活中某个荒诞的瞬间——都能被瞬间激活，与万千知识节点链接、碰撞，迸发出新的线索、维度与故事。

于是，我们才看到他从《明史》中关于太子朱瞻基一段近乎敷衍的记载里，演绎出《两京十五日》中那场沿运河奔命的绝地求生；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诗句背后，洞察到“一事功成万头秃”的艰辛内核，写就《长安的荔枝》中关于算法、物流与人性的叙事；从华山医院院史馆泛黄的档案里，挖掘出《大医》中一代医者在时代洪流中的悲欢与坚守。

而反过来，这些不断诞生的新视角、新故事，以及创作过程中必须进行的考据与思辨，又如同回流的能量，持续充盈、滋养甚至重构着原有的认知系统。

系统滋养灵感，灵感反哺系统——这就形成一个生生不息的循环，推动认知边界与叙事可能不断拓展。

我想我找到了答案：马伯庸是吃“书”长大的。

一本一本地读，一层一层地思，筑起属于个人的精神宫殿。再用这座宫殿里孕育的光，去照亮历史被遗忘的角落，让沉寂的尘埃重新发声、长出筋骨，成为一个个活色生香的故事。

或许我们不必再惊叹天才遥不可及。答案，就藏在最朴素的道理里：无非是苦读的耐心、思考的韧性，是让知识在脑中不断联结碰撞的自觉。

这条路漫长而孤独，但唯有如此，灵感才能如泉奔涌，照亮来路与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