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海清

关于火塘的记忆，总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悄然浮现。无论走多远，凤凰县老家那栋木房子，还有邻村岳父母家木屋里，那方嵌在堂屋中央或偏房的火塘，连同围坐的人、说过的话、升腾的烟火，都深深烙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当年我家盖木房的场景，至今清晰如昨。建房的屋柱、横梁是从自家坡上砍的，唯独主梁是按老规矩“偷”的——这不是真的偷东西，而是邻里间心照不宣的习俗，老辈们说这样日子才能兴旺。村里的木匠宝叔是建房高手，他手中的墨斗线一弹，笔直的印子便刻在木头上；斧子一上一下，木屑飞溅，刨子推过，原木上细腻的纹络就露了出来。那些凿好榫卯的木构件，凹的地方对着凸的地方，严丝合缝地拼在一起。几十个人拽着粗绳子，喊着号子，笨重的木架便稳稳立了起来，经得住大山的风吹雨打。宝叔把“偷”来的梁木架在堂屋临时木架上，嘴里念叨着吉祥话，用斧子在梁木中间刨出细槽。父亲赶紧举着竹筛在底下接，说是“财气不掉”。接着，父亲递过几枚硬币，宝叔一一塞进槽缝，再用红布仔细裹紧。屋顶早有两个年轻人搭了木梯爬上去，放下绳子。下面的人将绳子捆住梁木两头，宝叔边爬梯子边唱上梁词，鞭炮声一响，梁木缓缓归位。大哥二哥紧跟着爬上去，坐在梁的两端，从竹篮里往下扔糍粑——院子里的人有的举着衣襟接，有的端着簸箕接，有时糍粑掉在地上，大家抢得不亦乐乎。

房架立好后，砌墙用的土砖得自己动手做。父亲那段时间一直在田里忙碌，牵着牛把泥地踩得均匀又结实。等泥巴不软不硬时，父亲便拿出一个木框子，然后用铁耙铲起泥巴往里面填，填得满满的，再用木板把泥巴压实，轻轻抽出木框，一块方方正正的泥坯就做成了。如此反复做，泥坯晒干变硬便是土砖。这些带着泥土味道的土砖，将房子围得严严实实的，冬天住在里面，比砖石房还暖和。

温暖而清晰的还有那些与火塘相关的往事。火塘是父亲在堂屋中央挖的四方土坑，周围用石头垒得牢牢的。他总说：“火塘是四四方方一丘田，天天在家里走冒（不）远。”这“田”的用处可多了：天冷了，烧起柴火，一家人围坐着烤手；腊月里，火塘上方挂起腊肉、豆腐，烟火慢慢熏烤着，香味飘得老远；饿了，火塘边烤糍粑再方便不过了，不一会儿糍粑就烤得胀鼓鼓的，既好看又好吃。当然，平时在火塘上架上一口铁锅煮饭炒菜，或往火边放个红薯，都是再实在不过的美味。火塘边偶尔烟多，我们小孩不想被烟呛到，就学着父母教的童谣念：“烟子烟，莫烟我，我是天上梅花朵，猪劈柴，狗烧火，猫儿洗脸笑死我。”逗得大人们发笑。

火塘边有难忘的故事会。夜晚，忙碌一天的奶奶，喜欢在火塘边煨一锅稀汤，任火苗照着她脸上的皱纹，然后不紧不慢地给我们讲“熊外婆”的故事。我们几个小孩听得又爱又怕，眼睛紧盯着奶奶，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情节。父亲则爱在火塘边给我们出谜语，或讲“两弟兄分家”的故事，教育我们要团结、谦让。

那时火塘就是家的“中心”。大人们围坐着说庄稼的长势，讲村里的新鲜事；小孩要么趴在小板凳上写作业，要么在旁边玩纸板，要么用棉线挑出各种花样。家里来了客人，也不用特意收拾，大家围着火塘而坐，把自家的草烟丝递来递去，说的都是心里话。

大年三十晚上，还有在火塘“烧旺火”的习俗。木柴在火塘里“毕毕剥剥”地燃烧，一家人围着火塘包饺子，其乐融融。就算日子再难，父母也会给我们几个发压岁钱，钱不多，但收到心里暖暖的。后来，三哥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过年时一家人便围坐在火塘边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那份暖和而惬意的滋味，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得舒心。

结婚后，我经常陪妻子回岳父家。岳父家也是木房子，只是火塘设在客厅旁边的小屋里。岳父是老党员、老村支书，总爱坐在火塘边，守着那台24英寸的黑白电视看新闻和革命战斗片。就是在这火塘边，他把一块手表递给我，说：“这块表送给你，看着时间做事方便些。”那份沉甸甸的心意，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可惜的是，后来，木房子拆了，盖起了水泥砖楼房。前几年，岳父和岳母永远地离开了……

我的父亲走得比岳父母还早。母亲跟着在外地打工的哥嫂帮忙带孩子，没人打理老家的木房子，它便在风吹雨打中慢慢塌了，那方火塘，也被杂物埋了起来。再后来，二哥在原址上盖起了楼房，冬天取暖，要么用火盆，要么开电炉，确实干净多了，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现在我们住在凤凰县城里，冷了就开空调，偶尔打开75英寸的彩色电视，却再也没见过火塘。可我总想起父亲挖的那方火塘，想起火塘上的缕缕烟火和糍粑香，想起奶奶讲的故事、父亲出的谜语，还有岳父递来手表时的模样，以及大年三十晚上火塘边的欢声笑语。那些火塘边的日子，那些岁月里的亲情陪伴，一直温暖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