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红
关于清代龙山人杨枝远的功名记载，在不同时期、不同层级的地方志中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差异。据嘉庆版《龙山县志》卷二《选举》载：“杨枝远，字松亭，本城里人。嘉庆丁卯科钦赐举人，戊辰科钦赐进士，授翰林院检讨衔。”同治版《永顺府志》卷八《选举续编》亦在“钦赐检讨”与“恩赐举人”两栏中分别收录其名，并注明其为“龙山县人”。此外，嘉庆及光绪两版《湖南通志》的“钦赐举人”条目下，均录有“杨枝远，永顺人，丁卯科赐检讨”一事。
然而蹊跷之处在于，光绪版《龙山县志·选举》中竟未载杨枝远中举之事，而1985年与2012年新修《龙山县志》仅收录其进士信息，未提举人身份。更令人费解的是，《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等基于清宫档案编纂的文献，均无杨枝远参与科举或任职的记录。笔者进一步查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官方档案数据库”，亦未发现任何相关记载。
另一方面，光绪版《桃源县志·选举》在嘉庆十二年丁卯科下明确写道：“钦赐举人杨枝远，寄籍永顺府龙山县。”这一“寄籍”记录，引出三个核心问题：其一，为何一名在省志、府志中皆有明确记载的人物，在光绪本县方志中反而失载？是修志者有意删除，抑或背后另有隐情？其二，杨枝远既为进士，为何未授实职？且官方档案中全无其迹？其三，光绪《桃源县志》所载“寄籍永顺府龙山县”具体何指？为探明原委，笔者遂展开进一步查考。
要解答上述疑问，需从清代的“钦赐举人”制度与“寄籍应试”政策入手。
“钦赐举人”并非通过正式科举考取，而是对屡试不第、年事已高的士子所赐予的荣誉性功名。《清史稿·选举志三》载：“凡年七十以上会试落第者，予司业、编、检、学正等头衔，乡试年老诸生，赐举人副榜。”其程序为由考官与学政甄选德才皆备的老生，奏请皇帝恩赏。此制自乾隆元年始，延续至光绪二十四年，既为安抚落第士子，亦具调节社会心态之作用。
据《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所载，恩赏年老落第士子为清代落第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缓和社会矛盾、维系科举公正形象，影响深远。该制度实施一百六十余年，分为两类：一为恩赏会试落第举人，赏予职衔及缎匹；二为恩赏乡试落第诸生，赏予举人、副榜衔。
恩赏会试落第之举人，始于乾隆元年。时尚书傅鼐奏报有老年举人四十余名，乾隆帝初以“一时之旷典”处之，声明“后不为例”。然数科之后，此例复开。至乾隆朝连续三次太后万寿恩科，恩赏渐成定制。自乾隆十七年太后六旬万寿恩科起，赏衔标准进一步明确，如“八十岁以上举人赏翰林院检讨衔，七十岁以上赏国子监学正衔”，后遂为定例。
恩赏乡试落第诸生，则始于乾隆三十五年。至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科乡试后，始明确规定“年八十以上者赏给举人，准一体会试；七十以上者赏给副榜”。乾隆五十九年再作补充，将“例监”（捐纳得监生资格者）、“入学年分较浅”及“精力衰迈不能进京者”排除在外，使恩赏更切实际、更具针对性。《湖南通志》载，嘉庆丁卯科湖南乡试钦赐举人共22名，其中如杨枝远般获“钦赐检讨”者共6人。而当年正榜举人仅48名，副榜9人。嘉庆戊辰科会试恩赏人数更高达229人，与当年261名登科进士之数相近，可见其规模之盛。
另一方面，清代亦实行“寄籍应试”政策。所谓“寄籍”，指士子长期不在原籍居住，而于外地定居并申请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与《钦定科场条例》规定，寄籍者需在寄居地居住二十年以上，拥有坟墓、田宅等不动产（“室庐以税契之日为始，田亩以纳粮之日为始”），并须取具族邻甘结、廪生保结，证明其符合条件且无法回原籍应试。如“未经呈明入籍”而“冒考”，一经发现即予黜革，并丧失原籍与寄籍两地再考资格。
杨枝远被记为“寄籍永顺府龙山县”，表明其原籍应在桃源，但因长期定居龙山而获得在当地应试的资格。此类现象并非孤例，如同治《来凤县志》记载，自乾隆元年（1736年）建县至同治五年（1866年）的一百三十年间，该县通过科举者共82人，其中9人特注为“寄龙山籍”。这说明赴龙山寄籍参加科考在当时具有一定普遍性，也反映出龙山的教育水平在周边地区享有一定声誉。
再细查嘉庆版《龙山县志》，有关杨枝远的记录另还有两条。其一为卷十三《人物》所载：“杨枝远，钦赐翰林院检讨。少有异禀，书史过目不忘。家故贫，然二亲之奉，甘旨不缺。平生无他嗜，惟以吟咏自娱，垂老犹日钞数十纸不辍，卒年八十有六。子炳，邑明经，以孝称，事后母尤曲至。有二弟，皆后母出，父命析产，后母不乐与所生子居，炳终身色养不少衰。炳子地灵，邑诸生，与枝远同游乡校，士论荣之。”其二为卷十四《邱墓》所记：“钦赐翰林院检讨杨枝远墓，在东关外。”
由上述材料可知，杨枝远晚年曾与其孙杨地灵“同游乡校”，传为地方佳话。因其年逾八十，遂于嘉庆丁卯科获钦赐举人，次年在戊辰科获钦赐进士，授翰林院检讨衔。这一系列荣誉头衔，实为对高年士子的恩赏。直至八十六岁去世，杨枝远始终居于龙山，并未被授予实际官职，也未曾如正途出身的翰林院检讨一般参与国史编修等工作。
至于光绪版《龙山县志》未收录其事迹的原因，或可归于恩赏制度在清末的式微。相较于乾嘉时期的盛况，光绪年间此类恩赏的规模与社会认可度已大为降低，因而在修志时可能未被视作值得收录的功名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