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平

三姐填补了我最初缺失的记忆，她说看着我在外婆家茅屋出生。那是一个寒冷的雪夜，父亲还在远方开车拉煤，肚子疼了几天的母亲，从别人家做衣服散工回来，实在忍不住，才哼哼唧唧躺上床。捱到半夜，我响亮的啼哭,硬生生把母亲的呻吟压了下去。外婆将昏黄的煤油灯芯捻长，三姐惊醒着掀开被窝探出头，她看见我红扑扑的小胖脸，小嘴儿叭嗒叭嗒，黑眼睛却一直紧眯着，不看她也不看母亲和外婆。三姐替我看了她们当时的表情，并无迎接新生命到来的欣喜，倒也没有嫌弃，只是有些失望。母亲期待再添一个“弄璋”的，万一摸不到玉，也好给我哥将来种田时抬水泵柴油机搭把手，未料生了个“弄瓦”纺纱的。外婆安慰母亲：“生男生女大人一样吃了亏，面条总是要吃的。”

那时的面条在我们“鱼米之乡”是稀罕物，只有月子婆和寿星才有得吃，素白细腻的面粉，发酵揉搓成扁平长面条，寓意“平安顺遂，长命百岁”。外婆连夜做了一碗加荷包蛋的长面条，端到母亲床前，顺手掖紧了三姐的被窝，剩下关于我的成长记忆，三姐交还给我了。

幼年时期我很少见到父母，哥姐们在奶奶家上学。我时常望着外婆灶檐高挂的那块熏腊肉，问什么时候吃，外婆说客人来时。于是我的日子，就是坐到台阶的小板凳上等客人来。我想要等来的客人是父母和哥姐，等起我打盹昏睡，醒来面对空洞的蚊帐顶及茅屋檩梁木上的虫眼黑窟窿，吓得大哭，哭很久才有回应。粗心木讷的外公，习惯用他那双笨拙的大手，一把掐紧我两个腋窝将我抱起，高举空中，那种无法挣脱而且说了他也不懂的痛感，外婆已忍受多年。话语不多、笑容越来越少的外婆，接过我揽入怀，不停轻拍抚摸我的肩背，然后给我顶着一个尿素袋子或者戴上一个斗笠，坐到她忙活的菜垅土行。我在季节交替中，跟着外婆的菜苗儿渐渐长大了一点。

五岁来到奶奶这边靠近县城的渔场启蒙上学，三个姐姐去了寄宿中学，哥哥也上小学三年级了。母亲依旧早出晚归，父亲仍然常年在外奔波，我和哥哥一日三餐由奶奶操持，桌面上一碗白菜煮得深黄、另一碗白萝卜煮得糜烂，我却能闻到从厨房出来的哥哥嘴里哈出了干鱼香气。很想摔掉筷子生场怨气，又怕奶奶捡起筷子敲我脑袋，几次跟哥哥争吵，奶奶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把苛责的目光，全投我一人身上。我只得默默放下筷子去上学，一路踢着一颗小石子，驱散心中的不快。

假期生活由十几岁的大姐掌管，要么几粒豆豉开汤，要么乱炖一锅粥。好在“水猴子”二姐，出门从不空手回，跨一个小澻口，也能捉到一碗迎水鲜鱼。最小的我还不会挑刺，抢菜老输，哥姐们急着去玩“假架”游戏，二对二在两堆稻草垛上打“擂”，故意撇下我，我赖在稻草垛边揪住稻草不放，说要状告母亲，哥姐不管我。大姐烦了，吼我一句：“走开！你是妈妈不想要的一个搭头小指拇。”

“搭头小指拇”几个字像针一样扎在心上，我伤心地走到房间爬上床，藏在折叠的被子与墙壁之间抽泣，回想到以往的各种被轻看，我决定躲在这里不出来，试试看有谁会寻找我。等着等着我就缩在里面睡着了。

天快黑时，哥姐们喊我吃饭没人应，屋里屋外寻不到人影，左邻右舍问遍，消息很快传到邻村做衣服的母亲那里，她丢了尺子剪刀往家跑，我的乳名在夜风中颤抖，大姐二姐扶着跌跌撞撞的母亲，打起手电筒循着沟渠池塘四野照，手电筒电池减弱，照见水面浮起一个黑影，她们以为是我，其实是一个朽树蔸。不会游泳的母亲，一头扎进冰冷的深水塘。

外面的喧嚣声越发大了，亲戚邻居纷纷赶来，母亲早已哭得声嘶力竭。这时我醒了，从房间走出来，母亲惊喜地抱住我紧贴胸口，我能感受到她胸口的颤抖。那一刻忽然明白，她不是不想要我。没有说话，一屋人也出奇的静下来，好一阵母亲才回过神来：“满崽饿了吧。”印象中那是母亲第一次下厨，煮了一碗面条，没放油盐，舀了一勺红糖垫碗底。我坐在母亲膝怀，她把面条绕成鸡腿棒的模样，柔声告诉我：“面下有糖，拌匀了吃。”

后来几十年的生活中，常有“清风明月伴我坐”的孤单冷清，也常遇“奈何明月照沟渠”的辜负。每当我因此而失意迷茫时，总会想起母亲为我煮的那碗糖拌面。原来，每个人都有存在的意义，那就是给你爱的人减少悲苦减轻孤独感。而这看似平淡的生活表面，也总有爱你的人在暗自为你存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