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介勇
作为乡愁类散文，向午平《排茹村纪事》（刊于2025年11月14日《团结报》“兄弟河”）无疑有其独到的地方。阅读向午平的《排茹村纪事》，不但会让离开排茹村的人“想念”排茹村，而且能让想念排茹村的人质感地触摸到乡愁的各种形态。
乡愁是可以有形态的，这不是通感修辞上的简单归类，而是乡愁形态模式的感性建构。向午平在《排茹村纪事》里通过对乡愁形态的感性建构，完成自己对乡土发展、振兴的模式设定以及笃深情感的理性沉淀，进而为乡土即将发生的全面振兴和深刻嬗变而震撼。
一
《排茹村纪事》叙写的乡愁形态至少有四种。
一是距离回望型，即许多远离乡土的人会带着深深的眷念和期盼不时地回望乡土，就像从来不曾有过远离。文章写到了“我”“几年前的那个夏天”在北京培训时与几个乡党的一次聚会。作者写道：“也不知是谁说起了我们那个藏在深山峡谷中的排茹，一下子就有了共同话题，你一句我一句，多年不见的陌生和距离感逐渐消失。”这种仿佛长在心底的乡愁催生的回望情结，无形中好像拥有了淡化异地陌生、缩小现有距离、生成心底新眷念的乡愁启动功能。
二是留守留住型，即留守乡土的人自觉地守护乡土、建设乡土以留住乡愁。这类人是作者笔下那些无法像年轻人一样走出去的“大人们”。文章写道：“大人们只能在排茹的山径上耕耘自己的梦想。”作者把“大人们”的行为称作“耕耘自己的梦想”，并且与“走上了山外的大道”的孩子们的梦想等量齐观，显然包含着最大程度的肯定与褒扬。尽管文句中出现的“只能”一词似乎透出一些不得不如此的无奈，不过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视为守护乡土、建设乡土以留住乡愁的一种“坚韧和执着”。文章里浓墨重彩的那位叫文海的四爷爷就是这批人中最突出的坚韧者和执着者。有他们的坚韧和执着，乡愁就有生生不息的根脉。
三是舆论造势型，即舆论工作者利用舆论的优势资源为乡土的保护、发展、振兴，或者说留住乡愁而造势，提供正向的积极舆论导向。“县里的一个作家”，湖南卫视著名主持人李兵和著名诗人匡国泰都是作者笔下的这类人物。县里作家写了一篇《排茹的篱笆》让村里人“脸上每一个细胞涨满的都是骄傲、是喜悦”，李兵让排茹的茶叶和风情民俗首次通过湖南卫视“世界看湖南”栏目“走向了更远的远方”，而匡国泰则一走进排茹就激动不已，说“你这故乡，本身就是一首真正的诗，一首乡村的诗、中国的诗、世界的诗”。他们倾情造势而凝聚的乡愁形态必然会惠及排茹村。排茹村被列为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成了乡愁的永远回望地，他们功不可没、不可或忘。
四是融入生活型，即因仰慕而来排茹的外乡人奇迹般地融入当地生活，成了排茹村“新的村民”。作者用不小的篇幅写到的李红旗夫妇以及他们的小儿子就是这一类型。李红旗是会写小说、当过导演的山东籍人氏，远道而来排茹村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十一年来，他和自己的一家人融进了排茹的山水里，成了排茹一种新的景致。”李红旗夫人说得好：“我们来排茹，不是来体验的，是来生活的。”这一生活倒好，竟然让“排茹的饮食习惯里开始浸润起北方的味道”，自己“也开始沾染了排茹的气息”。作者对这类人物的叙述更多的是感佩，不无夸耀地称他们为“新的景致”，用以标示出外来文化与本地传统文化融合融汇而流动的乡愁新血液，建构起了新的乡愁形态。
《排茹村纪事》集中呈现的四种乡愁形态，除了距离回望型，似可均称之为乡愁的留住形态，十分契合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同时，它在文章中所占的绝对篇幅，足见作者情感里那最浓郁最挥之不去也最为动人的乡愁，含蓄而蕴藉，集中而凝炼。这就是整篇文章，虽然不见“乡愁”二字，却读来乡愁满满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那么，《排茹村纪事》是怎样叙写乡愁形态的呢？我认为，它主要采取了乡愁形态的模拟性叙写。
什么是乡愁形态的模拟性叙写？且看《排茹村纪事》里面的一段文字：“也许有一天，在排茹那个村民聚集的桥头，会有老人摇头晃脑地说起，某一个夏天，有四个排茹人在北京大学的学生食堂里为排茹村干杯的故事。”这段文字是出现在“几年前的那个夏天”作者在北京培训时与排茹村的几个乡党聚会的叙事之后，属于文章的结尾，感情的最高点。其中，这个老人对“四个排茹人”乡愁转述的可能时间在“几年之后”，显而易见是悬想性的、预期性的、模拟性的，并不具有实实在在的已然性特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乡愁形态的模拟性叙写。这种模拟性叙写，洋溢着作者对排茹村历史积淀的自豪，对现行坚守的欣慰，以及对眺望未来所必须有的自信等多样情愫，独特而精深，成为《排茹村纪事》叙事上的鲜明艺术表征。
再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在文章开头：“当故乡排茹被列为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的时候，我没有感到惊喜，因为潜意识里，总觉得这是理所当然。”这里写到作者的“潜意识”。潜意识自然不必具有现实性和已然性，可它隐含的是超前性和模拟性。换句话说，就是作者对于这样的结果，曾经在脑海里有过无数次地模拟和推演，觉得这是一种不可能出现意外的必然。正由于这种模拟性叙写，所以，虽然作者说对结果“没有感到惊喜”，但他却怎么也不能否认自己曾经付出过的赤子情怀和急切期待。这当然是一种深沉的乡愁，是对故乡排茹村无法割舍的眷念与牵挂以及振兴与发展的期冀混合而成的乡愁。而细心地体会，则会发现透过文字传达出的巨大情感冲击波和思想张力，无疑得力于乡愁形态的模拟性叙写。
第二个例子可能更意味深长，那就是关于山东籍李红旗的小儿子是不是排茹村村民的延伸性讨论。有一次作者说到李红旗十一岁的小儿子十一年里在老家山东总共待了不足三个月，所以说，“严格意义上来讲他就是排茹人，他的家乡就是排茹村。”李红旗则答得更干脆：“不仅仅是他，我们一家人都是排茹新的村民。”由此讨论而延伸开去，作者写道：“你说，排茹很多的人都走出去了，会不会有更多像你们这样的人走进排茹，成了排茹新的村民。”这是对排茹村未来的假想或猜想，具有明显的模拟性。不过这一模拟性已经涉及人口和人口迁徙，大概是社会学上绕不过去且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因此，我们感觉到是自豪，是隐忧，是一种更深刻、更沉重的乡愁。而这一刻骨铭心甚至无以言状的乡愁，除了模拟性叙写，我们似乎难以找到更值得信赖和更有表现力的手段了吧？或者说，乡愁形态的模拟性叙写为这种更深更广更重的乡愁提供了叙写上的方便和自然。只是作者运用起来是那样的得心应手，行云流水，可见其匠心和艺术的精深。
乡村振兴的事业正如火如荼，所以乡愁仍是当下农村题材作品的常见主题之一。毋庸置疑，散文《排茹村纪事》告诉我们要留住乡愁，就需要不断地丰富乡愁形态，同时，写作者也有反映和表现它的责任。而乡愁形态的模拟性叙写则可能让这种表现更加深入、更加浓郁，深到不能一眼看穿，浓到不能轻松融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分量十足的艺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