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城
作为田仁华老师忠实的读者和一名始终在自我摸索路上的写作者，我在读了其小说《千里之路》后深受启发。作者讲述的不仅仅是关于“寻找与救赎”这样一个简单的主题。这是一篇有关记忆、虚构、身份与创作本身的深玄迷宫，不止如此的是，这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写作者的自我困局与可能的答案。
小说开头有一个很明确的叙事动力，一份意外拾到的关乎生死的“遗书”，驱使老作家和年轻人展开一场急迫的都市寻人，这种设定自带悬疑，寻找过程的细节，查询教育局名册、走访财政局、跑大学档案室、找老朋友打听公司，都给故事增添了一份扎实的现实质感。每每查询却碰壁，“颜妍”是退休老人，电话打不通，“张坤”查无此人，大学档案员的冷漠和信息断层，都在叠加一种无力和荒谬，这种挫败感，很好地模拟了现实介入的难处，也让读者为“玉栀”捏了一把汗。
但小说的颠覆性转折在于，这份推动一切的“遗书”，其源头竟被指认是老作家自己三十多年前写过的旧作《秋决》，瞬间解构了此前用心构建的现实主义叙事基础，寻人行动的全部意义被抽空，变成一场指向自身的荒诞行为艺术。老作家喃喃自问“难道我已经健忘到连自己写过的小说都记不得了？那我还活个什么劲呢？”这里将她推向存在性危机的深渊，她的泪水“很重，有些震颤感”，这震颤属于个人，也属于叙事根基。
这个结构让人想起博尔赫斯的叙事游戏，不过田仁华老师的处理更带东方内省的肌理，它不是纯粹的玄学思辨，而是紧紧缠绕在创作生命和个人创伤之上，“选择性失忆”的医学解释，给这重转折添上世俗层面的锚点，但更深层的锚点在于创作行为本身：把心底的痛楚掘出，转化为文字，既是一种宣泄，可能也是一种封存甚至告别，当这份被封存的“痛楚”以陌生的“遗书”姿态重新出现在眼前时，它就成了对当下自我的质询。
小说里存在很多镜像关系，主要人物是“老作家”和“玉栀”，玉栀是遗书的叙述者，一个因为感情屡屡受挫，渴望纯粹的爱情却幻灭、想要轻生的女性，先后经历三段婚姻，一个是务实庸俗的张坤，一个是专制不理解的谭晨光，还有一个是浪漫不羁的云丹晋美，还有那个始终在彼岸的“心理学老师”，构成了她无法抵达的理想和无法忍受的现实之间的裂缝，她的“不将就”，她的“悬空太久，想要安息”，是极端的精神洁癖和存在疲惫。
老作家，也是遗书潜在的作者，一个“籍籍无名”“身体熬坏”“没有从生活提炼出一点光亮给他人和自己”的文学跋涉者。她对玉栀命运的共情与介入冲动，表层是拯救他人，深层是自我辨认。她对年轻人说的那句“人生就像剧本，没有矛盾冲突，就不好看嘛，要经得起折腾”，是对玉栀的劝慰，也是对自己文学生命的苍白所做的近乎无奈的辩护。当她发现追寻的对象竟是自己的造物时，崩溃于双重否定：一是记忆能力的丧失，二是创作意义（作家的根基）的虚无。如果连自己的作品都忘记了，那么一生的书写又有什么意义？
年轻人作为观察者与辅助者，是另一重镜像。他有过“不将就，不苟且”的阶段，通过“精神出家”式的志愿服务，找到了“心中喜乐川流不息”，他的转变意味着走出自我执念的另一种可能，从关注“我”的缺失转向关注“他者”的需求，他的存在也映照出老作家和玉栀沉溺于内心世界，无法自拔。
标题名为“千里之路”，有明确的双重性。
显性层面，老作家和年轻人为了寻找一个人，在县城和鳌市之间来回奔波的地理行程。这段行程满载着现实的困厄：车资的昂贵、司机的欺诈、官僚系统的冷漠、信息时代的隔绝与信息量庞大却无效。这是一条向外联结的路，是一条试图阻止悲剧发生的外向之路。
隐性层面，玉栀在遗书中回溯的情感与精神漂泊之路，也是老作家通过这次外部的行动，最终被迫折返内心的一次溯源之路。玉栀的路，从校园里的孤高，到丧母的孤凄，再到对三次婚姻的期许与破灭，最终指向对虚幻“心理学老师”的依附与决绝，这是一条不断寻求依附又不断遭遇断裂的“千里之路”。老作家的路，从日常散步的安宁，被“他者”意外卷入危机，竭力向外追寻，撞上“自我”废墟的这条路，这条路由外向内，由救赎他者变为直视自我，此路即便有千里之遥，但心理的陡峭与惊骇，不亚于此。
两条路在小说结尾的书房交汇，晚霞、棉麻窗帘、干芭茅花、残缺瓷器，这些意象共同营造出一种历经岁月侵蚀却仍存留下来的静谧而略显伤感的氛围，寻人失败了（对象是虚构的），但行动却意外地完成了一次对作者自身创作史与心灵史的残酷回溯，这条路通向的不是拯救某个少女的结局，却可能通向作家对自己存在与创作价值重新锚定的入口。
小说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写作是什么？在作者的叙述里，写作至少呈现了两种面貌。
其一，写作是“遗书”。不管是玉栀写给暗恋对象的绝笔，还是老作家当年写下的《秋决》，都带有“遗书”性质。它们是在某种精神即将被“决断”（“秋决”之隐喻）的时候，向世界或者某个对象做的最后一次倾诉与自我剖白，这是一种倾尽所有、无路可退的表达。那个擅自投稿的小文友的行为很耐人寻味：她觉得这文字里有一种“人世损失”的力量，将它从私密空间带入公共空间，并给它取了个小说的名字，这似乎暗示着，最具有私人性、甚至源于创伤的文字，也许恰恰是最具穿透力的“他者之眼”。
其二，写作是潜在的“救赎”途径，但这救赎充满悖论。老作家写《秋决》或许处理了部分伤痛，但也因此忘却了伤痛。当作品以陌生的方式回归，带来的不是慰藉，而是更深的迷失。但最后那通关于“拟刊用”的电话，虽然对象是她已经遗忘的旧作，却依旧让她“兴奋地像个孩子，脸涌霞彩，眼眸放光”。这是来自外部世界对她写作价值的确认信号，即使这个确认与她当下的记忆已然脱节。这或许意味着，创作的救赎性不完全在于创作时的宣泄，也不在于作者本人能否记得，而在于作品作为独立生命进入世界后，可能产生的，也是作者都无法预料的回响与联结。
小说《千里之路》，冷静地暴露了写作者可能陷入的困境，被自己创造的情感与人物反噬，漫长的写作生涯与真实的自我失去联系，追求艺术的纯粹性却不得不面对存在的虚无，作者没有提供廉价的解决办法，没有让老作家在结局中获得顿悟或者重生，只留下读者的泪水之后的震颤和晚霞中的宁静。
但是这篇小说本身的存在和完成，就是对这种迷失和困惑的一种回答，它把这种迷失和困惑，以精湛的结构控制、细腻的心理层次和冷静的叙事语调，转化为一篇高度艺术完成度的作品。对作为读者的我以及作为写作者的我而言，这都是一种警示、一种共勉：在这条语言的道路上，唯一能够带走的，大概就是面对“自我”废墟依然不放弃凝视和言说的勇气。这勇气，是老作家在小说内部的缺失，也是田仁华老师在小说外部通过写这本书来证明的。这条路，千里不止，我们仍在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