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春

在当代文坛的湘西书写谱系里，岳立功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位客居深圳，植根于湘西大地的著名作家，曾以洋洋洒洒的百万字巨著《湘西三部曲》（《黑云盘》《红城垣》《白祭坛》）为读者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湘西历史长卷，从明清之际的土司制度到近代的风云变幻，从宗族恩怨到民族融合，字里行间满是湘西大地的雄浑与厚重、苍凉与悲壮。彼时的岳立功，更像一位严谨的历史叙事者，以宏大的架构、深沉的笔触，将湘西的命运与时代的浪潮紧密相连，文字里带着历史的沧桑感与史诗般的厚重感。而当翻开他最近发表于2025年《湖南文学》增刊的短篇小说《山巅》时，读者却会发现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学风貌——宏大的历史叙事悄然隐退，取而代之的是聚焦于一对父子的“寻宝”之旅，在湘西的崇山峻岭间，演绎出一场关于理想、执念、传承与觉醒的精神博弈。这部作品以幽默生动的笔调、精巧的叙事结构，在湘西的文化土壤里深耕细作，既延续了作家对湘西本土文化的深情凝望，又实现了创作风格的一次重要突围，更在山巅之上，完成了对现实生活的人生哲理叩问。

叙事的转型：从宏大史诗到微观叙事的突围

在小说《山巅》中，岳立功将叙事的镜头对准了桐木寨的一对普通父子——向天与他的“哈宝”儿子。故事的主线简单明了：一辈子痴迷于向王天子传说的向天，坚信五星岩的山巅藏着祖传的金钥匙与古老歌，为此他荒废田土、苦练“神功”，甚至将儿子培养成攀岩越岭的好手，最终带儿子登上山巅时，却发现所谓的宝藏不过是一场虚幻的传说。没有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也没有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只有父子二人在山巅之上的喜怒哀乐、挣扎与醒悟。这种微观叙事的转向，看似是作家创作视野的“收缩”，实则是创作深度的“掘进”——当宏大的历史背景隐去，人性的精神世界便会被放大，读者能得以更清晰地看到当代湘西普通人的精神底色，看到那些潜藏在山野之间的执念与信仰、迷茫与觉醒。

在《山巅》的叙事中，岳立功一改《湘西三部曲》的深沉凝重，转而采用湘西幽默生动、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风格，让整个故事充满了烟火气与生命力。小说开篇，父亲向天的一句“狗日的，这里什么都没有，哈宝崽吔，老子们上当了啊”！便带着浓郁的湘西方言特色，瞬间将读者拉入桐木寨的山野语境中。而对“哈宝”儿子的描写——“瘦脸上有几条血口，像老师用红笔画的叉”“两眼珠乌溜乌溜转”，更是鲜活灵动，一个木讷却执着、瘦弱却坚韧的湘西少年形象跃然纸上。即便是描写向天年轻时的风流倜傥，作家也没有用华丽的辞藻，而是通过“青丝帕上随时都插着一桠绿枝”“噙着一叶，便流淌出对故乡、对爱情、对神祇赞美的歌”这样的细节，勾勒出一个充满诗意与野性的湘西汉子形象。

这种幽默生动的叙事风格，不仅让故事更具可读性，更消解了向王天子传说的神秘色彩，让原本沉重的“寻根”之旅变得轻盈起来。向天一辈子痴迷于寻找宝藏，为此付出了青春、健康，甚至耽误了儿子的人生，这本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故事，但作家却用戏谑的笔调，写出了向天的“犟”与“哈”——他苦练“神功”，光脚板走滚烫的沙滩、踩发红的火蚀子，结果腿摔断了还被接错了骨头；他逼着儿子学土老司的咒语、蹚火红的犁口、捞滚烫的油锅，却只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传说。这些情节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却又在笑声中透着一丝心酸与无奈。作家以这种亦庄亦谐的笔触，将一个关于理想与现实的沉重主题，演绎得张弛有度，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品味到湘西人骨子里的执着与坚韧。

文化的坚守：湘西民俗的诗意书写与时代变迁

作为土生土长的湘西作家，岳立功的作品始终扎根于湘西的文化土壤，《山巅》亦不例外。与《湘西三部曲》中对湘西民俗的全景式展现不同，《山巅》中的民俗描写更像是散落在故事里的珍珠，不密集，却颗颗璀璨，既为故事提供了真实可感的文化背景，又展现了湘西民俗在时代变迁中的坚守与流变。

小说中，处处可见湘西土家族的文化印记。从桐木寨的“彭姓土家人”“调年摆手”，到向天提亲时“背篓背着甘蔗，提两只缠红的大猪腿”的习俗；从土老司的“念咒跳踏”“画鹭鸶水”，到“刀梯”“油锅捞铜钱”的巫术仪式；从向王天子的传说，到土家古歌里的迁徙故事——这些民俗元素并非作家刻意堆砌的“文化符号”，而是融入了人物的生活与命运之中，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向天之所以痴迷于寻找宝藏，正是源于对向王天子传说的信仰，源于对家族根脉的执念，而他培养儿子攀岩、学巫术，也是基于湘西人“靠山吃山”的生存智慧与对神灵的敬畏之心。这些民俗描写，让故事有了浓郁的湘西风味，也让读者看到了湘西文化对当地人精神世界的深刻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书写湘西民俗时，并没有将其塑造成一种“静止的文化标本”，而是展现了其在时代变迁中的动态变化。小说中，向天年轻时唱着山歌赶热闹、喝千家酒的场景，是传统湘西生活的写照——那时的人们，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山野之中，依靠着民俗文化维系着人际关系与精神信仰。而当向天带着儿子登上山巅，发现传说中的宝藏不过是一场空时，当儿子说出“向王天子的故事也许是后人编造的，但这个故事不是梦，它能给人力量”时，我们看到的是新一代湘西人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知——他们不再执着于传说中的“金钥匙”与“金银财宝”，而是从传说中汲取精神力量，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生命的意义。这种认知的转变，恰恰折射出湘西民俗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命力——它不再是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而是滋养人们心灵的“沃土”。

小说中还暗含着湘西生活习俗的变迁。向天年轻时，“田土全丢荒了，小米穗只筷子粗，包谷棒老鼠儿般大”，他的生活重心全在“寻宝”上；而到了儿子这一代，虽然也被父亲逼着学攀岩、闯险地，但他懂得“天色不早，再挨，就只能在这山巅巅上过夜了”的现实，更懂得“我们还是走原路回去吧”的理性。这种变化，反映了湘西人从“靠天吃饭”“靠传说活着”到“脚踏实地生活”的观念转变。尤其是小说结尾，父子二人带着两根豹骨下山，“太阳升得老高了”“日头在前头等着我们呢”，这充满希望的场景，暗示着湘西人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拥抱现实的生活，在山巅之上，找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平衡点。

哲理的叩问：山巅之上的理想与现实、传承与觉醒

《山巅》的故事，看似是一场“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寻宝之旅，实则是一场关于理想与现实、传承与觉醒的精神洗礼。在五星岩的山巅之上，向天的理想彻底破灭——他一辈子追寻的“金钥匙”“仙人城堡”，全都不见踪影，只剩下几蓬芭茅、一片荒草。这种破灭，既是对向天一辈子执念的无情打击，却也是他觉醒的开始。当他捶胸顿足地哭喊：“我好蠢！我多哈呀！一个随时都打算把自己独苗苗送去冒险赴死的老杂毛啊，哪还是个人？！”此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父亲的忏悔，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觉醒——他终于明白，所谓的宝藏，从来都不是藏在山巅的金银财宝，而是儿子的平安，是父子二人的相守，是脚踏实地的生活。

而儿子的觉醒，则比父亲更为彻底。小说中的“哈宝”儿子，看似木讷寡言，实则心思细腻、通透豁达。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山巅之上未必有宝藏，但他还是陪着父亲上山——这是对父亲的理解与孝顺，是对家族传说的尊重与传承。当父亲在山巅之上崩溃大哭时，他没有抱怨，只是默默安慰；当父亲想要寻死时，他心急如焚，拼命寻找；当父亲终于醒悟时，他说出“你解开了一道谜，破了一个神话”，这句话既是对父亲的肯定，也是对自己的总结——他陪着父亲走完了这场“寻梦之旅”，也完成了自己的精神成长。他不再是父亲眼中的“哈宝”，而是一个有主见、有担当的湘西青年。他明白，向王天子的传说或许是虚构的，但传说中蕴含的“勇敢”“坚韧”“不屈”的精神，却是真实存在的，这种精神，才是真正的“宝藏”，是值得代代相传的财富。

小说的哲理思考，还体现在对“传承”的重新定义上。向天最初理解的传承，是找到祖传的“古老歌”与“金钥匙”，将家族的根脉延续下去。这种传承，是物质层面的、功利性的。而儿子理解的传承，则是精神层面的、非功利性的——他从父亲的执念中，看到了湘西人“犟”的精神；从向王天子的传说中，看到了湘西人“不屈”的灵魂；从父子二人的山巅之旅中，看到了亲情的可贵。小说结尾，儿子凝视着远处更高的山峰，说：“那首歌唱的是‘一把金钥匙，撒在五星岩’，那应该是五座山峰。你就断定是在这里？”这句话看似是一个疑问，实则是一种新的传承的开始——儿子没有否定父亲的理想，而是以一种更理性、更豁达的方式，延续着对湘西文化的探索与坚守。这种传承，不是对传统的盲从，而是对传统的超越，是湘西人在时代发展中，对自身文化的重新审视与定位。

从更广阔的现实视角来看，《山巅》中的父子二人，何尝不是现实生活中无数人的缩影？向天的“寻宝”执念，象征着人们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为了一个遥远的目标，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却忽略了身边的美好；而儿子的“觉醒”，则象征着人们对理想与现实的重新认知。在这个充满浮躁与功利诱惑的时代，《山巅》的故事，无疑是一剂清醒剂——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宝藏，从来都不在遥远的山巅，而在人们心中，在人们身边的每一份亲情、每一份坚守之中。

岳立功的《山巅》，是一部小而精的佳作，它没有《湘西三部曲》的宏大叙事，却有着更为细腻的人性精神层面的刻画；它没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却有着浓郁的湘西乡土气息；它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却有着深刻的哲理思考。这部作品，标志着岳立功创作风格的一次重要转型——从宏大史诗到微观叙事，从历史书写到现实人性与哲理叩问，从深沉凝重到幽默生动。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的成熟与蜕变，看到了他对湘西文化的深情与敬意，更看到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洞察与哲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