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山里人
众所周知，湘西里耶秦简的出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探秦代基层社会运作的窗口。在这些简牍之中，多条与“捕羽”相关的记载尤为引人注目。这些看似寻常的文字，不仅记录了“捕羽”作为一种特定社会生产活动的存在，更为我们从中窥见秦代赋税制度的灵活性、军事需求的迫切性、社会风尚的延续性，以及特殊地域下的社会结构形态，进而勾勒出秦代社会运转的复杂图景。
在里耶秦简中这样记载：“凡六人捕羽宜［委］□□”（8-142）“□□捕羽谒令官亟□”（8-673）。秦王朝迁陵县（治所在现今湘西里耶镇）的特殊社会形态，让“捕羽”活动成了底层民众的生存纽带。秦王朝派遣官吏、戍卒来到迁陵，管理当地的土著蛮族，于是这里形成了秦人官吏、汉人庶卒、服役奴婢、蛮夷百姓共处的格局。不同身份、不同民族的人，在这片土地上交织生活，而“捕羽”，便是官府安排给底层民众的重要劳作。
一些简文也提到“吏捕羽”“卒捕羽”等内容，表明官吏和士兵也参与到“捕羽”活动中，这显然是为了保证鸟羽的供应数量和质量。然而，蛮夷百姓熟悉山林的习性，是“捕羽”的主力；服役的奴婢则负责将鸟羽整理、运送；秦吏与戍卒则掌管着征收与调度。在这项看似简单的劳作里，不同群体的人被联结在一起：蛮夷百姓靠捕羽完成赋役，奴婢靠劳作换取生存的机会，秦王朝则靠这些羽毛维系着统治与军备。“捕羽”的过程，成了迁陵社会的一个微缩场景，映照着秦王朝边疆地区的治理模式，也藏着底层民众的辛酸与坚韧。或许在某个阴雨的清晨，捕羽人披着蓑衣走进山林，望着漫天飞鸟，心里想的不过是多捕些羽毛，能让家人少受些饥寒。那些轻飘飘的羽毛，承载的却是沉甸甸的生计。
首先，“羽赋”是当时百姓沉重的负担。简牍中记录：“廿七年羽赋二千五百□□”（8-1735）。秦代以严苛的赋税制度著称，其征收范围之广、种类之多，在《秦律》中得到生动体现。南方的洞庭郡迁陵县，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民族习俗，秦王朝并未一味推行与中原地区完全一致的赋税政策，而是因地制宜地征收包括鸟羽在内的特殊贡品，这便是“羽赋”的由来。关于“羽赋”的记载，展现了秦王朝赋税制度的多样性。在中原地区，粮食、布帛等是主要的赋税形式，而在南方边陲有丰富的鸟类资源，使得鸟羽成为当地能够承担的特殊贡品。这种因地制宜的做法，既保证了秦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统治，又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条件与生产能力，体现了秦王朝治理边疆的务实智慧。
“羽赋”的征收，与秦代当地社会生产活动的特点紧密相连。迁陵县山高林密，为鸟类的繁衍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捕鸟、取羽成为当地民众谋生的手段之一。秦王朝将鸟羽纳入赋税征收范围，实际上是对当地既有生产活动的规范化与制度化，使得这种分散的民间活动成为国家财政体系的一部分。从简文记载来看，“羽赋”的征收有着明确的数量要求和时间节点，反映出秦王朝基层行政对地方生产活动的有效管控。
另一枚简牍记录：“卅五年正月庚寅朔甲寅，迁陵少内壬付内官……翰羽二当一者百五十八鍭，三当一者三百八十六鍭……五当一者四百七十九鍭……八当一者五［百］廿八鍭……十五当一者□百七十三鍭。……卅五年四月己未□、凡成鍭四百□□”（8-1457、8-1458）。这其中的“翰羽”，是白翰的羽毛。白翰即现今的白雉鸡，简牍中有多枚提到“白翰羽”；“二当一”，是以二翰羽用作箭羽， “三当一、五当一、八当一”等，以此类推。在出土的秦汉文物中，也有这样的实例。现存最完整的汉箭出土于居延甲渠侯官遗址，系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所制。箭全长67厘米，装三棱铜铁，竹竿，有三条尾羽，链和羽均缠丝涂漆以与竿相固。
这简牍中的“鍭”，是羽赋的单位。汉代的词典《方言》中说：“箭，自关而东谓之矢，江淮之间谓之鍭，关西曰箭。”从这里可以知道，秦王朝征收的羽毛都是用来做箭的。“迁陵少内壬付内官”，当地政府有专门的机构（迁陵少内）将收来的羽毛做成箭，然后上交给中央九卿之一的少府（内官）。
如此看来，“捕羽”更是军事需求，乃箭矢制作的重要保障。在冷兵器时代，箭矢是战场上不可或缺的武器，而鸟羽，特别是白翰等珍禽的羽毛，因其轻盈、坚韧的特性，成为制作箭矢尾羽的理想材料。箭矢尾羽的质量直接影响箭矢的飞行稳定性和射程精度，因此，优质鸟羽对于军队的战斗力至关重要。
秦王朝以军事强国著称，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对兵器的需求量极大，即便在统一之后，为了维护庞大帝国的统治，军队规模依然庞大，对箭矢等武器的需求从未减少。洞庭郡迁陵县作为南方的重要郡县，不仅是秦王朝统治南方的军事据点，也是兵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当地丰富的鸟羽资源，自然成为满足军事需求的重要物资。
里耶秦简中还有关于“翰羽”的买卖：“□买白翰羽□沅以北到□邮行□”（8-1662）“迁陵买羽仓衔故□”（8-1775）。简牍中“买羽”“卖羽”的记载，反映了鸟羽作为商品在市场上的流通情况。鸟羽的交易不仅满足了人们对装饰的需求，也催生了专门以捕羽、卖羽为生的群体。表明鸟羽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明确价值的商品，其流通受到市场规律的影响。此外，鸟羽除了作为装饰品，还可能被用于制作保暖物品，如羽衣、羽被等，满足人们对温暖的追求。这种对鸟羽在生活层面的需求，进一步推动“捕羽”活动的发展。
楚地素来有“好羽饰”的传统，从贵族的冠冕到平民的衣饰，鸟羽都是不可或缺的装饰。《楚辞·离骚》中有“凤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 的诗句，楚地贵族礼器的凤鸟纹，羽冠越华丽，代表主人越高贵。孔雀羽的斑斓，鸿雁羽的洁白，雉鸡羽的明艳，被缝在衣袂上，插在发簪旁，让楚人的生活处处透着灵动与华美。秦统一六国后，并未彻底抹去楚地的文化印记，这种爱羽的风尚反而随着人口的迁徙、文化的交融，渐渐影响了中原。于是，捕羽活动又多了一层意义——满足社会对装饰的需求。迁陵县的鸟羽，不仅被制成箭矢，也被送往各地的工坊，编织成羽扇，点缀成帷幔，甚至做成御寒的羽衣。在市井的集市上，或许有小贩叫卖着带有羽饰的钗环；在寻常百姓家，或许有孩童拿着羽翎嬉戏。那片来自边陲迁陵县的羽毛，跨越了地域的界限，成了秦王朝社会生活里一抹温柔的亮色，让铁血的王朝，多了几分烟火的温情。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湘西里耶秦简静静陈列在博物馆里，简牍上的“捕羽”二字，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烟火气，却依然能让我们触摸到秦代社会的肌理。那片小小的鸟羽，从迁陵县的山林飞向秦代的朝堂与战场，从楚地的装饰走向中原的风尚，它是赋税的符号，是军事的原料，是民俗的载体，也是底层民众的生计。酉水的流水依旧，古镇的炊烟仍在，而那些藏在秦简里的飞羽，早已化作历史的尘埃，却又在文字中永远鲜活。它们告诉我们，宏大的秦王朝叙事背后，从来都藏着普通人的劳作与生活，而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恰恰是历史最动人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