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艳华
（接上期）
3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震碎华北的平静。硝烟如墨，浸染平津，久大、永利、黄海——这艘中国化学工业的巨轮，骤然面临倾覆之危。永利总管理处的函告字字沉重：“各业停顿……久、永两厂被迫全停。”战火蔓延，国运飘摇，“永久黄”团体站在了存亡的十字路口。
天津沦陷，范旭东毅然南下找寻新的发展机遇，留守华北、守护根基的重担，落在了李烛尘肩上。他面容谦和，脊梁却如孤松般挺直，总是在至暗时刻为团体擎起一盏灯。
不久，一纸来自长芦盐务管理局的“训令”送至永利，“兹派产销科员最首喜久三、加藤登志男、小山田忠男等会同前往天津久大精盐公司及永利制碱公司调查营业状况暨其他重要事项。”三名日籍调查员的名单刺眼——这不过是豺狼登门的幌子。果然，名为“兴中”的公司随即现身，他们披着“华北开发”的皮，行经济掠夺之实。日军包围厂房，兴中公司软硬兼施，或诱以收购，或逼以租赁。时局艰危，人心浮动，连团体高层内部也出现了“不如拿笔现钱另作打算”的声音。
但李烛尘与远在南方的范旭东，隔着连天烽火，胸中跳动的却是同样的铿锵：“宁举丧，不受奠仪。”他们呕心沥血创建的工厂，如同自己的孩子，是他们毕生所求工业救国的希望，岂能拱手奉与仇敌？
天津的冬日，寒风裹挟着硝烟。敌机掠过，百姓流离，李烛尘却在动荡中织就一张周密的大网。他一面与日本人虚与委蛇、拖延周旋，一面指挥着一场静默而浩大的转移。
年轻的技师肖志明从日本匆匆归国，回到塘沽只见厂房寂静、家人离散。惶急中奔至天津总管理处，却得知李烛尘早已将其家眷安全转移至香港。七尺男儿，顿时热泪纵横，从此死心塌地追随烛老左右，投身善后事宜。
技术人员李祉川则接到一项秘密任务：带领几人，将厂内核心蓝图分批投入烧碱炉。火光跃动，图纸蜷曲成灰，每一页技术的结晶皆在火焰中化为不肯屈服的星点。他们又亲手拆毁石灰窑顶的分石转盘、蒸馏塔的温度传感器、碳化塔的关键管线——这些最新技术，宁可毁去，绝不资敌。
1937年12月下旬，兴中公司代表最终撕下伪装，将一纸“租赁合同”拍在桌上，要求签字。“永利将工场租与兴中公司，其租金另定之；永利现有之原材料凡兴中公司所需者由兴中买收，其价格另协议之。”条款冰冷，字字如刀。李烛尘目光如炬，拍案之声震彻厅堂：“世界上哪有强盗抢东西还要物主签字之理！”
南京沦陷后，日军终于露出了他嗜血的獠牙。所谓“租赁”变为“接收”，武装士兵开进塘沽。1937年12月22日，永利碱厂沦陷；久大亦落入敌手。而远在南京、投产仅半年的硫酸铔厂，已在日机三次野蛮轰炸中残破不堪，终被掠夺。
战火逼近，转移刻不容缓。1937年底，李烛尘急令肖志明、李祉川等十余名技术人员，将抢救出的永利碱厂全套设计资料，分作八卷，藏于行囊。他们行影匆匆，从香港至广州，过武汉，最终抵达重庆。至1938年初，三百余名技术人员、千余职工眷属、数万吨设备物资，如一股不屈的洪流，穿越战火，汇于汉口。
渤海之滨的工厂虽陷敌手，但民族的化工命脉，却在长江之畔微弱而顽强地重新搏动。
4
近代中国，山河破碎，列强环伺。怀抱实业救国梦想的先驱者们，在荆棘丛生的创业路上跋涉，目光却须臾不敢离开风云诡谲的时局。东北沦陷，华北危如累卵——这片广袤的膏腴之地，早已是日本虎狼垂涎的猎物。李烛尘在致范旭东的信中，字字沉重如石：“塘沽安靖与否，动关大局……届时中国将成问题，则此间事业更为沧沧一粒也！”
忧患如影随形。1932年天津的数起日军暴行，更让他彻夜难眠。他再次提笔：“时局如此，实在不用冒险也。基本工业，根本上不能在此。”这并非退缩，而是智者洞见危机后的未雨绸缪。1934年，李烛尘安排将永利碱厂的核心档案、技术蓝图、设计文献等秘密护送进天津法租界的总管理处——在晦暗未明的时局中，他率先为这个民族工业的未来，保存下文明存续的星火。
这火种，早在二十年前已见微光。1919年春，李烛尘步履踏遍四川自流井、五通桥的盐场井架，历时四月，撰就《四川自流井钾盐调查报告》。那时“永久黄”的事业方兴未艾，他却已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内陆腹地。谁曾想，当年那份报告，竟在二十年后成为绝境中的导航星图。
1938年初，汉口。长江畔的湿冷空气里，“永久黄”的高层会议连开数日。前途茫茫，歧路纷纭：是精简人员以渡财务难关，还是背负全部生命与梦想负重前行？分歧声中，李烛尘与范旭东的声音再次坚定重合——一个也不能少。在这次会议上，李烛尘被正式任命为迁川总负责人，他的远见卓识、组织能力以及忠于事业的高贵品质再次得到团体一致认可。他如同一位老船长，要在这风雨如磐、惊涛骇浪中，将整艘大船与所有船员，带往生的彼岸。
此时的中华大地，前线硝烟四起，后方则是在一片混沌和焦灼中铺天盖地地进行一场悲壮而浩大的、史无前例的大流亡、大迁徙。从汉口至重庆，千里长江是生命线，亦是鬼门关。航行之难超乎想象，据《民营厂矿内迁纪略》记载：“木船遇急险滩时，虽尽一二百纤夫之力，每小时仅能上行二丈，有时甚至寸尺难前……” 正是在这近乎静止的挣扎中，李烛尘率“永久黄”同仁们用血肉与意志在激流中写下中国化工业迁徙史诗。1938年3月16日，当李烛尘等最后三名殿后者飞抵重庆，“永久黄”全体，终于在这片战时陪都的土地上，重新集结。
然而，喘息方定，百废待兴。驻渝办事处内，年近花甲的李烛尘案头千头万绪。当务之急，是让久大制盐的炉火重新燃起——这关乎民生，更系军需。
他自然而然地想起自流井，那片二十年前便刻入记忆的盐都。但故地的温情并未如期而至，地方盐商视久大为入侵的巨鳄，恐惧它搅动固有的利益格局。抵制汹涌而来：状纸直飞重庆最高政要案头，控诉范旭东“挟资谋利”；民间更是“井不出租、地不出佃”，筑起一道无形的铜墙铁壁。
困境如蜀道，层层叠叠。李烛尘却以湘西人特有的智慧与韧劲，一一破局。他设立久大驻蓉办事处，于川康盐务管理局与地方政府间，多方斡旋；借力四川政要邓锡侯之子的盐灶关系，疏通人脉；更亲自与当地盐商对坐恳谈，坦诚相见：“愿公开久大制盐法，欢迎仿效，技术可援，购料代劳。”其胸襟与诚意，终使坚冰初融。在川康盐务管理局的主持下，久大承诺：年产量限六十万担，战时销往外省，战后专供工业，技术公之于众。
1938年9月18日，自贡模范盐厂在鞭炮声与瞩目中开工。《新运日报》详细记载了那口长达三十六尺的崭新煎盐锅，以及“温锅”中翻滚的卤水，低温结晶工艺凝出颗粒更大的盐晶，钢板平锅首次在这古老盐都闪耀着现代工业的光亮。
在开工典礼上，范旭东声音激昂：“这颗在渤海天涯照耀了二十多年的‘海王星’，今天闪烁于自贡市的天空。”凄风苦雨中，“永久黄”终于在内陆扎下了根。那簇从渤海之滨捧来的工业火种，在巴山蜀水间，颤巍巍地，重新亮起了倔强的微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