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湘云 彭介勇
最初，我读《东坡在人间》并非缘于作者阿来，而是这一书名给予我的亲切与思考。东坡不在人间吗？是的，东坡自己曾说：“我欲乘风归去。”而后人也一脸虔诚地与他浪漫，称他“坡仙”。阿来却为他“在人间”正名，岂不奇怪？
3月24日，我在武汉旁听了一场阿来《东坡在人间》的分享会。其后的阅读，阿来的影子便挥之不去了。写东坡，固然要读东坡的诗文以及写东坡的文字，而作为东坡迷，阿来更进了一步，居然在2025年重走了东坡生命的最后一年从儋州到常州的北归路，他说要“尝试在漫长的旅程中去接近一个伟大的心灵”。
读《东坡在人间》会发现，阿来重走东坡北归路，边阅读边考察实地，边模拟边想象东坡所历所想所感，俨然是东坡北归的同行者和追随者。于是，阿来的“重走”对于《东坡在人间》便具有了显性而实质的意义。在叙事结构上，阿来的重走线与东坡的北归线，阿来的时空与东坡的时空，千年后的变迁与千年前的现实，诸种元素交织融汇，虚实相生，共同建构《东坡在人间》多棱镜似的结构版式。而“重走”又提供了阿来同行者和追随者的写作视角。他对东坡或仰视或平视或俯视，或跟随或同行或前导，隔着时空对话，极尽自由。仿佛平添了出入历史、现实的超凡能力，最大限度地贴近东坡丰赡而隐秘的内心，感知其伟大与平凡、超然与入世、洒脱与执念，高屋建瓴地评估其历史和现代价值。
而最令我佩服的，是阿来以“重走”为刀锯，截取东坡北归这一生命横断面，并把远谪儋州作为叙事发轫的慧眼和底气。东坡曾戏谑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似在告诉我们，把握了这一线索，就能一线穿珠，全方位、多角度地察知他的人生苦难和命运沉浮，体悟他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哲学。《东坡在人间》告诉我们，东坡北归，他最初的目的地其实并非常州，北宋朝廷才是他北归的幻想。阅读时，我们痛惜东坡对目的地无奈地反复地改易，以及梦想一步一步地走向最终的幻灭。而这些改易和幻灭最后竟跟他生命终点同步，实在令人赫然、酸楚和悲悯。并且，阿来把东坡的命运置于北宋命运的大环境，家国同构，隐含了包括东坡在内的那个时代士的个体沉浮实际上也是国运沉浮的深刻寓意。同时东坡北归之路，事实上成了他个体生命的消亡之路，随着北归路上身体衰病的日渐凸现，东坡难免回顾和反省一生。因而北归之路又以东坡升华自我人生价值和精神境界伟大里程的象征出现在《东坡在人间》里，令人肃然起敬。总之，《东坡在人间》截取的横断面宛如威力十足的爆炸装置，会随时引爆读者的阅读震撼。
而我认为，《东坡在人间》的最大亮点，在于在阿来这位同行者和追随者眼里，东坡不是“仙”，是实实在在的人，因而他必须住在人间，以创造其作为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命哲学。《东坡在人间》里写道：“他一生，也尚坐而论道，但一涉人间，便唤起同情关怀，才爱他所爱，恨他所恨，其治世之愿，不怕不新也不惧仍旧，而在真实人间。”并且，阿来动情地说：“我愿意与东坡一起，在更广大、更真实的民间。”阿来要告诉读者，他要刻画的正是“在人间”的东坡形象，表现的正是“在人间”的东坡精神。
东坡“在人间”，所以他“忧民报国，入世很深”。宋神宗“意图革新振作，起用提倡变法的王安石”时，他“问政热情高涨”。他不由自主地卷入政争，因为“政见关乎国计民生，不能不争”。他反对变法，因为变法里有不利于民的条款；他冲突司马光，因为司马光要废除新法里利于民的内容。为民为国，他不惜做一个既被变法派所恨，也为守旧派所忌的务实派。为务实，东坡总在党争或政争最激烈时自请外放，惠政于民。这一为政初心，即便屡遭贬谪而不变：“贬谪中的东坡，既放归林下，时时声称不问政事，不敢问政事。但一旦有点机会，却又忍不住不问，忍不住不为修阙政事做点什么。”从东坡的矛盾与挣扎、想放而放不下的执念，完全可以看出他心之所向、念之所在。只要是惠政，东坡就不遗余力。而与惠政相比，东坡更怕“劳民伤财”。他在对外用兵上的保守，为此；“作为地方官”，他“将征集的乡勇刺字成军，就感到痛苦不堪”，为此；他回乡丁忧，上书成都知府王素，“建议谨慎边事，以宽民徭役”，更为此。而对即便政见相异的人，只要有为民一条，东坡也会毫不吝惜地褒以“志之在民”的美誉。阿来说东坡“一世为儒，一心报国，为生民立命”自是的评。
东坡“在人间”，所以他朋友遍天下。东坡朋友圈外延和内涵的广大与丰富足为古今奇观。巢谷是他朋友，东坡得意时，他不相扰；东坡谪居黄州，他悄然而至，助其躬耕；东坡贬谪儋州，他不顾高龄，千里探望。东坡善于化敌为友。他与王安石冰释前嫌，与沈括心无芥蒂，与程之才握手言欢，甚至与章惇友而敌、敌而释然，让人唏嘘。而又有谁与和尚的故事会广为流传呢？大概也只有东坡了。他为什么能这样？因为，东坡“正经时比别人更正经，谑谐时比别人更谑谐，高深时比别人更高深，浅白时比别人更浅白”，豁达而随性，幽默而坦荡，实在人人可亲。
东坡“在人间”，所以他遭际着人的苦难。妻死妾丧子逝，是他的家庭之难；黄州惠州儋州，是他的仕宦之难。可《东坡在人间》要告诉我们的不是苦难，而是直面苦难的东坡精神。阿来说东坡有“远超人短暂生命的时空宏观”，有“于人性世间诸恶，都以仁恕相对，都施以巨大怜悯”的悲悯情怀，有“洒脱、幽默、豪迈”的性情，有丰盈的智慧——“智慧丰盈的人，时时处处都能超脱个人际遇，参悟天地人生的本质”。东坡还是“一个精神富有者，一个有审美标高的人”，所以，即使在“人生最低落处，更有知天命的达观，更不肯稍许自堕于悲苦，而放弃基于审美品格的人生快乐”。
“以苦为乐”是《东坡在人间》高频出现的词，是东坡豁达、超然人生智慧和生命哲学最接地气的概括。首次出现“以苦为乐”，是在叙述东坡吃苏过为其调制的玉糁羹后挥毫“香似龙涎更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阿来说：“这就不是吃了，而是一种以苦为乐的超然境界了。”对当下有人封东坡为“吃货大神”，阿来正色道：“其实，在官位时，金馔玉食，他从来没有写过说过。他说的津津有味的黄州猪肉、元修菜、二红饭……都是困顿流离时……精神不倒，苦中作乐罢了。”从“以苦为乐”到“苦中作乐”，可看出东坡的乐里有“为”和“作”的刻痕。“为”和“作”需要大智慧、大精神。分享会上，阿来强调东坡豁达、乐观并非天生，是党争、政争、被贬种种经历逼出来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哲学。
东坡“在人间”，所以他有一目了然的弱点。阿来说：“在我看来，东坡也不是没有弱点。”生活上，东坡“但求快意，不计后果”。司马光去世，面对程颐以《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而劝止悲悼，东坡戏谑玩笑。时人即指责：“子瞻……不见有惨切之容，悼惜之语，而轻浮谑笑，无异平时。”作为东坡迷的阿来，也不无遗憾地说：“东坡在悲悼时，开这样的玩笑，确实也是不分时间地点。”对蔡确、章惇也有失之圆滑和不近人情之处，引得阿来痛心地说：“一生被人罗致诗文，以成构陷的苏子瞻，此时不为蔡确，也该为诗一辩！”在国家治理上，东坡持“保守主义自由立场”，观念上落伍于变法派。阿来就不客气地说东坡的《上神宗皇帝》《再上皇帝书》，虽然“雄辩滔滔，内在道理却迂阔”。
弱点不可怕，《东坡在人间》告诉我们，反省和改正反而成就了东坡的纯粹、高尚和伟大。对新法和反对新法这一大事件，东坡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反省，他给好友滕元发的信里说：“盖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一自陈曾“辄守偏见”，二坦陈“所言差谬”不可“归于忧国”，实在难能可贵。东坡能与众多政敌和解，大概就缘于他对自身“偏见”和不可“归于忧国”无情解剖的精神吧！《论语》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东坡，“人皆仰之！”
《东坡在人间》截取横断面，采取慢叙事，再现“在人间”的东坡，真实而全面。阿来说：“东坡过处，都有东坡。”这是阿来对东坡“在人间”的经典表达和终极判断，也是阿来以“重走”而获得的有力验证，更是东坡受时人爱戴、后人怀念的缘由和标识。“何似在人间？”若以此而问东坡，东坡也会无限欣慰地答：“何似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