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 勇
红岩溪，把老街映在清清亮亮的水里，并把名字拆借给老街，于是老街有了“红岩溪”这个古老的名字。出生在老街的伢儿家，叫红岩溪伢儿。老街，把红岩溪水当作玉枕，把梦想和心事付予溪河，于是小河里孵化长大的黄刺骨，被老街的名号压扁了脑袋，一摆尾就被叫成了“大鳍鳠”，游进水产种质资源的保护名录。红岩溪是河的名字，还是老街的名字？或者，都是？我在乎的名，小河不在乎，照样流淌，看不到半点忧愁；老街也不在乎，烟火依旧，一副淡泊宁静、清梦未醒的模样。
老街和小河在同一个方向，以同一个弧度，延伸，流淌。就像从天上遗落的半边书名号。有人会说，老街是静止不动的，河水是流淌不息的，二者的长度是不对等的。其实，挨着老街的那段河水，才叫红岩溪；再下去，就叫洗车河了。凑巧，洗车河既是一条河的名字，也是一个古镇的名字。它和红岩溪一样，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
小时候，老街很长，但又很窄。逢场天，周边四十八湖的人，都来赶集，满大街都是青丝帕、对襟衣。不少上年纪的男客家，都穿着蓝色的长衫，腰间扎一根布带。嘎公就是这样打扮的。嘎公屋住在卸甲寨，我屋坐在老街上，每个逢场天，他都会换上长衫来走亲戚。大约十里的路，他老人家拄一根烟袋，要走过坎西湖、杀西湖、打石湖、搬家湖、统西湖，最后从十二湖口前，到红岩溪。一个湖，就是一个土家村寨。
老街跟红岩溪水一样，有着弯弯的水道河床。四十八湖的乡亲既是来赶集，也是来走亲访友。来得早的赶集人，会在老街上的亲友家过早。过早，就是吃早餐。早餐不一定有肉，豆腐是一定有的，红岩溪的豆腐比肉还好吃。上街迟的赶场人，多半是年迈者，他们上街了，大抵是要留上一宿的，叶子烟，红苕酒，家常饭管饱。
老街上的民居，基本上是青瓦木房，下街临河的人家住在高坎上，还建有一些吊楼子，吊楼子有些暗淡，掩映在一排古麻柳树荫里。几栋砖房和洋房，是机关单位所在地。林业站，信用社，二联社，在上街；粮站，车站，在中街；小学，工商所，税务所，供销社，旅社，镇医院，都在下街。平日里，下街最是热闹。到了逢场天，整条街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熙熙攘攘，水泄不通。上半场，是来自四十八湖的农产品、土特产的大卖场。特别是卖竹编的手艺人，他们坐在重重叠起的背篓和畚箕中，老占地方了。手里的篾刀也不肯停下，一会儿划篾条，一会儿编新筐，一会儿还要跟整旧篾器的顾客讨价还价。下半场，是供销社和老街坐商的大卖场。卖掉了手里的粮油豆子、蔬菜腌菜、竹器瓜瓢和山珍药草，乡里人的腰包有了底气，说话的声音也带了豪气。女客家心细，购买的多是肥皂洗衣粉之类的日常用品，答应给伢儿家添置的衣袜鞋帽。家里有老人家的，还要称上斤把红糖、雪皂。供销社站柜台的是一个丫头，是从县汉剧团转业来的，一双手比雪皂还白，她用草纸包糖时手法相当有范儿，不漏不洒，圆锥形的糖包跟宝塔糖一个样子。
男客家手里有钱了，最当紧的事，是逮酒。把几个发热的老伙计，邀拢来，点几盘卤肉花生，打一壶红苕酒，青花碗满上，趴着先下一大口，筷子在碗上一敲，说一句凡尔赛的话，怪酒不怪菜。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酒到酣处，就唱起苗歌来。说来也奇，明明都是田、彭、向氏的土家汉子，红岩溪人偏偏把他们唱的山歌叫苗歌。这苗歌，都是一唱一和的那种，唱词先是互相搀扶，曲意奉承，满面含笑；后来就转了向，互相挖苦贬损，等到面红耳赤，就重斟一碗酒，说好了“吃不完、打眼灌”的规矩，一口干到底，最后还要把碗一扬，一滴不洒。红岩溪老街上流传着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叫田光海的人，他是我的表公公，嗜酒如命。有年冬天，他在老街上喝酒，喝得发热时，脱了雷锋帽，不想头上被打闹的伢儿家砸了一石子，乌青了一块。他一手端着酒碗，一手揪着犯事的伢儿家，“嗯”了半天才说，“你也只是砸到我的脑壳，要是砸到我的酒碗了，许你死！”话说完，他抿了一口幸运酒，放了人。
红岩溪老街不是那种狗肠子街，它顺着河流而下，到了下街，路就分了岔，便有了街衢的味道。这里是守艺人集聚的地方，开机器铺裁缝衣裳的，雕章修钟表的，用电锯车床做木工的，还有搭台唱汉戏的。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何万林的老人，他蓄着长须，唱了一辈子汉戏。七十多岁了，还能唱《打渔杀家》，一个跟头从高桌上翻下来，稳稳地落在地上，连粗气都不喘。在他的传授下，老街有一个汉戏班子，农闲春节的时候，他们会穿着红红绿绿的戏服，走在老街的巷道里，有的头上扎着长长的野鸡毛，有的甩着水袖，一路咿咿呀呀地哼唱。那样子，让老街有了该有的模样。老戏台就搭在下街分岔口前，黯黑的壁柱上有呛人的桐油味。上面唱《状元与乞丐》，也唱《红灯记》和《沙家浜》。那戏台上的主角和配角，没有宣传海报，也没有票房，兴许连队里的工分都没有。就这样，老街上有了开染匠铺的“肖恩”，有了打铁的“胡传魁”，还有了卖米豆腐的“阿庆嫂”和踏缝纫机的“铁梅”。戏台的后方，就是清清碧碧的红岩溪水。溪水的前方筑了一个坝，也像是一个戏台。坝水蓄着，也唱着，很有戏的样子。特别是挂在坝前的瀑流，白白亮亮，像给听惯了汉戏的红岩溪，戴上了一个“髯口”。
我生长在红岩溪的一条背街小巷里，门前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是国家储粮库。阳光晴好的日子，围墙上的小门会打开，让我看到一个大晒场。粮库雇请父亲和一众乡邻来晒场。记得那些写着“中粮”的麻袋，一挑开线口，会吐出金色的谷子，红色的高粱，还有小麦和黄豆。除了白亮的太阳，天空蓝成一片，大晒场弥补了一切背街小巷的遮蔽缺陷。那些摊晒在太阳下的五谷，既有芬芳迷人的气息，又有鲜艳夺目的色彩，还有父亲扛包时淌着油汗的铁脊梁，让我小小的童心，爱上了宅在这峡谷里的老街，也向往山外的世界。
十八岁的那年，我回到了老街，在小学里做起了“孩子王”。清早，我带着学生做操；停电的日子，我领操的号子，直上黄家禁山，惊起栖鸟无数。我带着学生晨跑，一口气跑出老街数里，直达杀西湖口前，再折返回校。每天，在老街的鸡叫声中，我自学一个小时，拔高学历。一定要争气，为自己，也为这条蛰伏千年的老街。
学校里，做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工作，是特别清苦的，一般老师都不爱。我一干就是五年，周一要带着鼓号队员，举行升旗仪式。六一儿童节，要把学校的天空打扮起来，就像童年时的那个大晒场。我知道自己的稚嫩和单薄，但还是憋着一股劲，携着老街孩子们的手一起成长。唯独觉得遗憾的是，几场大火，改变了老街的模样。斑驳的老戏台和红红绿绿的戏服在同一场大火里，化作了灰烬，老木屋或毁或拆，早已所剩无几。
那年六一，我上门邀约了老街的几个守艺人，让他们给孩子们表演节目，并担任评委工作。他们一个个满头白发，带着鼓锣飞刀，来到校园里，表演土家三棒鼓。老师和孩子们看到的，是新奇；我看到的，是老街坊眼中的光与泪。
1995年的冬日，一辆尾号为300的黄色吉普车，开到红岩溪的峡谷里。它带着我，离开了小学，也离开了老街。
站在时间的彼岸，人们总是忍不住回望。曾经的清贫、困苦和忙碌，都酿成了幸福的回忆，让人留恋不已，甚至津津乐道。若干年过去了，我还会回到老街过年过节，给母亲祝寿祝福。只身站在老街上，我满心满眼都是老街的模样和人事。怀念那段兜里揣着一个抄歌本的青春时光，更怀念在老戏台挂着鼻涕听汉戏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