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中共湘西州委党史研究室

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期间，任弼时、贺龙等红二、六军团领导十分重视地方干部的教育培养。为了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领导经验，湘鄂川黔省委在根据地创办了党校和红军学校，县区经常办轮训班，派巡视员指导工作。任弼时总是挤出时间和干部谈话，他的谆谆教诲和艰苦朴素的风格，像润物的细雨，感染和教育干部。

十万坪大捷后，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龙家寨党支部，支部书记是19岁的土家族青年田玉祥。田玉祥原本是当地的一个铁匠，靠着打铁勉强度日。红军来到永顺后，因为看见红军把打土豪得来的财物分给了穷苦百姓，是穷人的队伍，便有了参加红军的想法。在十万坪战役中，他积极为红军带路，并主动要求参加革命。龙家寨乡苏维埃政府成立时，他担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不久，加入了党组织。

1935年春，湘鄂川黔省委在塔卧举办第二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田玉祥穿着打土豪分得的皮大衣和皮靴，激动兴奋地来参加会议。红二、六军团在湘西站稳脚跟后，生活条件虽有一定改善，但皮大衣依然是个“稀罕物”。任弼时、贺龙都只穿着灰布军装，甚至穿的是水草鞋。关向应只有一套替换衣服，都打满了补丁，晚上睡觉只盖一条破军毯。所以，田玉祥的“皮大衣”在人群中格外显眼。

会议休息时，田玉祥到丁家大院拜访了任弼时，看见房间陈设很简单，一床灰布棉被，一条灰色军毯，一口木箱，桌子上有一大堆书，墙壁上贴着列宁像和一张地图，整个陈设十分简单。任弼时也只穿着灰布军装，坐在火炉盆旁边，火炉边正煨着一罐药。田玉祥看着任弼时朴素的穿着和房间简陋的陈设，再看看自己的穿着，反差实在太强烈了，顿时感觉到很局促。任弼时看到田玉祥犹如“暴发户”的样子，也感觉到有些不快，但没有立刻批评他。

任弼时问道：“玉祥同志今年多大了，参加革命前是做什么的？”

田玉祥回答：“19岁了。以前在家打铁，看见红军是咱们的穷人队伍，就跟着参加了革命。”田玉祥看着任弼时穿着朴素，嘴上蓄有胡子，个子很高，长期以来劳累，一脸沧桑，又问道：“政委您有40多岁了？”（任弼时当时兼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

任弼时笑着说：“刚过30呢，看着觉得年纪大吗？”

“没有没有，任政委穿得这么朴素，又这么操劳，一下子没看出来。”田玉祥略显尴尬地回答道。

任弼时笑着说：“为穷苦百姓打天下，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显老也值。”接着话题一转，接着问：“你参加革命时间不长，工作有困难吗？”

“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是我们穷人的亲人，没有困难，很多群众都要报名参加红军。我就是识字不多，书上的道理看不懂，有时写标语都不会。”田玉祥不好意思地笑道。

任弼时说：“那你要多向有文化的同志请教，多认识字，要看革命书籍，懂大道理。”说着，任弼时把身边的《土地改革法》和《红军作战战术》递给了田玉祥。接着又问道：“你刚才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你穿的这件皮衣就是打土豪分来的？”

田玉祥回答道：“是的。”

任弼时又问道：“那你穿上土豪的皮衣，和群众站在一起，别人有没有说你像土豪？”

田玉祥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任弼时接着说：“我们革命是为了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享受。我们共产党员就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脱离群众，贺老总都穿粗布衣服和草鞋。我们才刚刚取得点小胜利，就把打土豪分来的皮衣穿在身上，把金戒指戴在手上，那我们又变成国民党的官员了，不是就脱离群众了吗？群众怎么看我们，还会相信我们是为穷人打天下吗？等革命胜利了，大家都富裕了，我们每个人都能穿得上皮衣。”

一席推心置腹的谈话，如一盆冷水浇醒了满心浮躁的田玉祥。他彻底读懂了革命干部该守的初心与底线。离开大院后，他立刻把所有缴获分配的贵重物品悉数上交组织，脱下亮眼的皮大衣，重新换上粗布短褂，变回了那个踏实本分的铁匠。往后日子里，他抓紧一切空闲读书识字、钻研革命理论，扎根村寨服务群众，成了湘鄂川黔根据地人人称颂、不忘初心的 “铁匠主席”。

一件皮衣，一次促膝长谈，成为少年主席一生难忘的一课。任弼时没有疾言厉色地批评，只用自身朴素作参照、用百姓冷暖讲道理，轻轻点破年轻干部容易滋生的享乐念头，守住了根据地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底线。田玉祥从一身皮衣的落差里看清初心，主动褪去浮华、回归本色，也恰恰印证了：共产党人所有的斗争，从来不是为自己攫取好处，而是为底层百姓挣脱苦难。

当年湘鄂川黔根据地从严律己、言传身教的优良作风，也藏在这件皮衣的故事里。所谓群众根基，从来不是响亮的口号，而是干部身上和百姓一样的粗布衣裳，是心里时刻装着群众的清醒自觉。田玉祥的转变提醒着每一代基层工作者：无论身处何种时代，都不能丢掉艰苦奋斗的底色，不能生出特殊化的念头；常自省、常警醒，放下安逸享乐的私心，才能始终和百姓站在一起，守住党和群众血肉相连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