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  舟 

　　一

　　我读《论语》也晚。

　　也许是地理、时运和文化习俗的影响，我出生时乡村私塾已衰，公办学校方兴未艾。这样，我小时候没念过私塾，连“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童蒙读物都没有读过，更不要说“四书五经”了。后来在学校里虽然学过“学而时习之”等篇章，但从未通读过《论语》。

　　1993年暮春，我随州党政代表团访问闽沪禾宁等省市，增长了不少阅历，特别是在南京参观游览夫子庙时获赠128开本小《论语》一册，可谓一大幸事。这本小册子，共分10卷20篇498章（后来我看到其他几个版本，也有分为512章的，一般不分卷），约1.3万字，携带翻阅十分方便。严格地说，我读《论语》，当从得这本小册子始。

　　从传统的学术观点看，《论语》是一本文化经典，充满着丰富的中国文化智慧。实际上，《论语》是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所记录的孔子回答弟子们提问时的言论，其中有些没有问，就直接记下孔子的话；还有一部分是孔子回答诸侯国君、卿大夫和各方人士的问题。另外，还记录了一些孔子弟子回答别人的言论，也包括弟子们辗转听说的孔子讲的话。特别令人回味的是，《乡党篇》不是记言，而是记事，主要记载孔子衣、食、住、行的生活情况，以及在各种场合下所表现出来的行动风貌。因此，《论语》不仅是孔子的论（论说）和语（话语），而且是孔子的言行录，集中体现了孔子的哲学思想、政治活动及其教育实践。

　　这本小册子，我放在衣兜里好多年了，随手拿出来翻看，别有一番兴味。初读之时，颇感枯燥。有些语句读起来拗口，有些评价看起来费解；涉及当时的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如堕五里雾中；还有一些是精华与糟粕杂陈，一时较难分辨……于是读读停停，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它啃完。当然印象也不是太深，只是对其中一些言论，诸如“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等，有一种溯源时找到了源头的惊喜———啊！原来这是孔子说的，在2500多年前说的！可见汉文字生命力之强。有了初读的兴趣，再加上查阅《辞海》，翻阅身边可找到的古籍，大体能读懂它的意思。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了。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即在通读、读懂之后，才会感到《论语》书虽薄小，但内容十分丰富，话虽简短，但意义十分深远，真所谓博大精深，言简意赅。透过这个小册子的字里行间，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的高大形象，也就呼之欲出了。

　　二

　　近年来，国学热兴起。经过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批林批孔运动以后，孔孟之道已成为众矢之的，虽然当时人们并不知晓其内涵，但在某种意义上的普及却是空前的，因而这“国学热”便带有“否定之否定”的性质，更显得难能可贵。特别是自2004年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后，“中国文化热”遍及全球。据国务院侨务办称，截至2009年，应海外教育机构的申办请求，我们已在88个国家建立了孔子学院282所和孔子课堂272个，这已成为许多爱好中华文化的外国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平台。在国内，不少专家学者纷纷对我国传统文化经典进行“现代阐释”，正在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就拿阅读《论语》来说，也从传统的书籍阅读发展为视觉媒体、互联网等日益复杂多样的“泛阅读”形式。被“博客”称为“漂亮女学者”于丹利用电视传媒《百家讲坛》讲述《论语》心得，后又出书签名热销，可谓顺应潮流，深得受众之心。她联系实际借题发挥，是名副其实的“古为今用”了。她一开讲，就宣称“《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这种用现代观念、现代话语对儒家思想文本进行“现代阐释”，是当今时代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传统所作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在这个意义上，于丹的诠释心得，就是独辟蹊径、独具慧眼了。

　　不是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吗？据《鹤林玉露》记载：“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这位两度出任宰相的赵普，既据实相告，又以此为荣，说得是何等的坦荡、机警和睿智。至于用哪半部《论语》定天下、治天下，赵普没有说，也不能说。但这句话却流传开来，至今一千多年了。不少人经常用这句话来说明《论语》的价值和作用。也有学者考证，说此言不可信，是一句流传千载的谎话。关于这个传说的真伪，由文史家们去研究争辩好了。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如果现在仍然认为《论语》有这么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那就是一种误读了。在“三味书屋”、“孔子课堂”或“孔子学院”挂上孔子的像，或许是天经地义的；但不能也不必挂在召开“两会”的大礼堂或会议室里。

　　三

　　读《论语》，实际上就是读孔子。

　　你要真正读懂《论语》，就必须对25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有一个宏观的了解，至少对当时发生的与孔子有关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有所涉猎。否则，你就会因历史事件的隔膜以及《论语》记言记事的别具一格的语言表达方式，难以把握其深邃的思想内涵。《论语》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直接材料，其中就有当时历史的论述。当然这种记述，不像古时的编年史，也不像现代的历史教科书，不是以何年何月何事何人何果为体例，而是将其蕴含在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感受之中。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论语》的记述中，涉及孔子的弟子约30余人，其中：有子4处（以书中出现的先后为序，1章出现1次或数次均为1处，下同），曾子14处，子夏20处，子贡35处，樊迟6处，子游8处，颜回16处，子张18处，冉有14处，宰我5处，冉雍7处，子路38处，等等；涉及的其他人物约90余人，既有鲁哀公、季康子、左丘明等诸侯国君、卿大夫，又有尧、舜、禹、汤等古代贤君，伯夷、叔齐、柳下惠等逸民，还有挚、干、缭、缺、方叔、武、阳、襄等乐师，微生亩、接舆、长沮、桀溺、丈人等隐士。薄薄的一本《论语》，涉及的人物竟达120多人。孔子的思想，包括他的维护奴隶主政治的礼、仁和正名思想，包括他的唯心主义的天命鬼神观念，还包括他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巨大贡献，特别是整理传述古典文献以及独树一帜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等，都体现在《论语》所记载的孔子与上面提到的诸多人物的交往中，展示在孔子与诸多人物的言谈之中。紧紧把握孔子与这诸多人物的交往言谈这条主线，就可以勾画出孔子这个历史人物及其活动的背景和轮廓。这样来读《论语》，就等于把一轴恢宏的尘封千年的孔子画卷打开在我们面前了。

　　四

　　读《论语》，就有个如何评价孔子的问题。

　　列宁曾经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这就是说，如何评价孔子，不是看他是否提供了现代所需要的东西，而是要看他在历史上是否提供了有价值的东西。把《论语》放到春秋战国这个特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就可以看到孔子所创建的诸多之“最”：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公开讲学的教师；孔子最早建立学术团体，即把“儒”这批知识分子从专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集合在自己的麾下，后来“儒家”就成了孔子学派的专名；孔子最早把“仁”作为哲学范畴而提出，并包摄“孝”与“忠”、“恕”、“礼”等诸多内容；孔子最早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相传他教授的“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中不仅有贵族子弟，也有不少家境较为贫寒的门生；孔子最早创立了关于人的哲学体系，把人的注意力从超自然的东西转向人本身；等等。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孔子生在奴隶主阶级统治土崩瓦解的时代，处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的社会转型期，他对于旧制度的灭亡深感惋惜，甚至为恢复周礼曾周游宋、卫、陈、蔡、齐等国，却到处碰壁，“累累若丧家之犬”，具有保守的一面；但他想借周礼而行“仁”政，这既与历来的奴隶主政治并不完全相同，又凸显出他对当时的腐朽政治也并不完全赞同，具有革新的内容。后来封建社会取代了奴隶社会，孔子当时所反对的刑鼎、田赋、封建的所有制，这些春秋末期的社会矛盾，在战国以后已经解决，而孔子当时所提出的不为奴隶主接受的“仁”政，却被汉代统治阶级改造成为地主阶级的哲学。后来几经历代统治者的“梳妆打扮”，越发成为思想专制的工具。这大概就是孔子在四百年以后即汉武帝以后，被历代封建王朝奉为“至圣先师”的历史原因吧。基于此，我们既要看到孔子的思想和贡献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又要承认孔子的历史地位。正如毛泽东在1958年武昌会议上说的：“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

　　五

　　读《论语》，还有个如何看待古代语言的问题。

　　语言作为人们的交际工具，“正是由于有了文法，就使语言有可能赋予人的思想以物质的语言的外壳”。（斯大林语）它本身没有阶级性。《论语》属文言文，它同中国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化典籍一样，其语言不同于唐宋以来的白话，同人民群众的口语有很大距离，因而不易为一般群众所理解和使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语言方面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使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的“正宗”地位。这样，作为文言文表现手法的古汉语，理所当然地连同它所表现的古代文化，一同被放进了历史博物馆。随着历史的发展，许多东西灰飞烟灭，唯有文化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形式流传下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很多人都没有系统地读过《论语》，但《论语》里的很多话语，如“和为贵”、“温故知新”、“不耻下问”、“后生可畏”、“文质彬彬”、“以文会友”、“既往不咎”、“一以贯之”、“学而优则仕”、“听其言观其行”、“任重而道远”、“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都还经常挂在人们的嘴边，这说明《论语》的语言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已经潜移默化到中华文化的血液中，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用语里了。我每次阅读《论语》，对其直言散行、质朴“辞达”、不拘格式的语言形式和语言技巧，几经反复揣摩，无不倍加欣赏。众所周知，从“五四”迄今已经91年，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头语，都不再用古文。但作为文化遗产，包括《论语》在内的古代文化典籍，仍是极为丰富的宝藏。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六

　　读《论语》，可以参照孔子谈《诗》的方法来活读。

　　《论语》多处记载了孔子谈《诗》的情况。比如：

　　在《阳货篇》，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认为学习《诗经》可以感发志气，考见得失，可以学得和人相处的道理、疾恶刺邪的态度，这里的“兴”、“怨”侧重于情感的抒发，“观”和“群”则侧重于情绪感染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他还从审美和艺术的社会职能上，指出了《诗经》的社会作用，但又狭隘地归结为事父事君、识鸟兽草木之名。

　　在《为政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在《八佾篇》，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前者是对《诗经》思想内容纯正无邪的总概括，后者则是举例说明，是“思无邪”的具体化。

　　在《季氏篇》，孔子对他儿子鲤说：“不学《诗》，无以言。”在《述而篇》，记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里的“雅言”，指合乎规范的话。孔子读《诗经》、《尚书》，主持礼仪都使用雅言，他要求鲤学习《诗经》，理所当然地就是要他学会雅言。在当时，一个人不学习《诗经》，就不会说话，就不会说规范的话。可见《诗经》还是古代的语言规范。

　　在《泰伯篇》，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子路篇》孔子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一方面，读《诗经》可以使人感奋，另一方面，如果熟读了《诗经》，办不通政事，又不能独立进行外交谈判和酬答，那么读得再多也是没有用的。这就告诉我们，学习《诗经》，除了细心领悟，还要跳出书外，联系实际，融会贯通，做到学以致用，死书活读。

　　在《八佾篇》，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当孔子的弟子子夏（即卜商）读到《诗经》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首诗时，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就是说彩绘后于白底子。子夏马上由此及彼，问“礼后乎？”莫非礼乐也在仁义之后吗？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为什么说现在可以与子夏谈论《诗经》呢？因为子夏能够从“绘事后素”引申出“礼”也同彩绘一样要有它的客观条件即在仁义之后，懂得了读《诗经》的方法，通过引申抓住事物的本质，把握《诗经》的精髓。

　　在《学而篇》中，有一段精致的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认为贫穷却不巴结奉承，富有却不骄傲自大固然不错，但还比不上贫穷且过得开心，富有却能爱好礼仪。出彩的是子贡马上联想到《诗经》上说的，就像加工骨角、象牙、玉、石一样，要不停地切、磋、琢、磨。孔子高兴地说，子贡呀，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因为告诉过去，你就懂得今后的事。读《诗经》就需要这种联想、进一层思考的求索精神。

　　综上所述，孔子很看重学习《诗经》，认为《诗经》思想纯正无邪，而且是当时的语言规范；不仅要熟诵，尤其要学以致用；一旦弟子有所领悟，立即大加赞赏，“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对子夏、子贡都是同一用语，足见其赏识之快意；对孔子的弟子来说，能与孔子谈《诗》简直是一大荣耀）。我们读《论语》，在通读、弄懂原意的基础上，也可以参照孔子谈《诗》的方法，既钻进书里，在理解它的字面含义的同时，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加以拓展延伸，又跳出书外，或联想，或引申，联系实际，学而致用。这样，不就把《论语》读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