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洪

　　我从巷子里走出来，不由得被她的目光所震慑。迎着巷子，她坐在斜阳里，一动不动地对着巷口。这个像树桩一样的老太婆就是父亲的大姑姑，我的姑祖母，俗称“姑婆”。   

　　“葵花”是姑祖母的乳名，大概是因为姑祖母天生娇小的缘故吧，院里老小都管她叫“葵花婆”。     

　　姑祖母是曾祖父的长女。提起我的曾祖父，曾祖父是当时大地主的二少爷，还是八股文人“秀才”官儿。姑祖母出生在上个世纪初民不聊生的军阀混战年代，姑祖母有六兄妹，却都先后夭折，最后仅剩大爷爷和爷爷和姑祖母。     

　　姑祖母是“三寸金莲”的小脚，据说是年幼被裹的。我小时候就见过姑祖母那“宝贝”小脚。脚长仅三寸而已，大脚趾骨和另外几个小趾骨都断了，残忍地被踩在脚板底下，好恐怖的。

　　裹脚是每个女童必修的苦难，大脚的姑娘是嫁不出去的。它的标准是脚能踩进“升子”不超过三寸便是“富贵”。“升子”又叫“三寸金莲”，是古时木制用来量米的正方形器皿。     

　　自我懂事起，姑祖母就独自居住在一间小屋，仅和我家隔着一条不到十米的巷子。每天，她的头总镶着黑色头巾，插一根银制的发髻于头巾中间。她的衣服都是麻制的黑色，在胸前佩戴一条黑色的麻裙。每天，她的身子总是单薄的，在明亮的小巷和阴暗的小屋里来回踱步。     

　　姑祖母的态度看起来并不和善，但她从没有责骂过我们，可我们几兄妹个个都怕她。     

　　只能说吃瓜子不能说吃葵花，这是母亲对我们的规定。平常是很少吃到瓜子之类的，过年时，母亲总是备了让我们嗑不完的瓜子。那时，总不能理解母亲为何硬让我们把“葵花”改叫“瓜子”。只要是谁说错了，就少给压岁钱。在我的记忆里，我们人人都遵守，谁都没叫错过。要知道压岁钱可是我们一年的零花钱啊。     

　　姑祖母喜欢吃蒿菜糍粑。母亲是个特孝顺长辈的媳妇。每次母亲上山打猪草都没少往扁篓里放些蒿菜回来。差不多每年过节，还有姑祖母的生日时，母亲都会按时将蒿菜糍粑准备好。     

　　蒿菜跟菊花叶很相似，叶上层呈绿色，叶下呈乳白色，用手触摸起来还有黏稠的感觉。要做蒿菜糍粑大致可分三道工序。首先是要选上等的糯米，把糯米淘两次后，再浸泡两小时让糯米更软些。其次是用碓碾米，碓做工是根据杠杆原理来完成的。碓分碓基和碓钵两部分。碓基是木制的梯形；碓钵是石头做得圆锥形。碓碾米需要两个人才能完成。前一个人用毛扫把不断地拨动糯米，用罗筛过滤，较粗的重新倒回碓里，确保米粉的均匀，细嫩，此过程叫“拨碓”；后一个只管用脚卖力气，让碓头时起时伏，此过程叫“冲碓”。第三，将细嫩糯米粉放在三尺圆的团箱里揉，放少量的蒿菜往死里揉，母亲说揉得越久越松软越均匀，再在鸡蛋大的粉丸上外涂上一层油，用桐树叶包好蒸熟就可以吃了。     

　　每次，母亲总是让我拿着她为姑祖母准备的可口而数量不多的蒿菜糍粑去她小屋。我老是在屋外等姑祖母出来。只见她用手精神地拍打几下麻裙，接着她立刻用麻裙接过蒿菜糍粑，满嘴里对母亲夸赞不休。可姑祖母从不亏待我们，总是将她的发霉或没发霉的“存货”打发给我拿回家。     

　　可每次我离开小屋，那哐当当的关门声又让我感觉姑祖母那儿一定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母亲一直就是这样照顾和孝敬着姑祖母。     

　　当姑祖母得知我考上大学时，别提有多高兴了。硬说是曾祖父的坟“有地”了，才又高中“秀才”。紧接着她便拿一撮香纸说是去一里外奠祭曾祖父了。     

　　离家去校那天姑祖母满是嘱托。她用很慢的步子送我到村头。当她那双白皱皱的手紧握我的手时，我感觉她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骨子里散发出刚强不屈的尊严。尽管她的双眼被岁月吹皱了，但依旧能从那条缝里流露出无限柔和的目光来。这也是姑祖母赏给我第一次如此特殊的温柔。     

　　听奶奶说过，姑祖母年轻时是这方圆百里的大美人。我不相信姑祖母年轻时就没有男子向她求过婚？为何姑祖母一直单身，我问过父亲很多次，可父亲也只能略知一二。     

　　父亲说姑祖母其实嫁过人，是属扁担亲那种。扁担亲两头亲，与近亲不同的是男女双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姑祖母要嫁的便是我奶奶娘家的哥哥。奶奶的哥哥天生是个哑巴，比姑祖母大3岁。姑祖母8岁那年就被老祖父用背带背去奶奶娘家做了奶奶哥哥的童养媳。     

　　姑祖母的婆婆是个十分厉害、性格怪僻的人，姑祖母嫁过去受尽了百般委屈，2年后竟然逃回来了并死也不愿回去。可怜的曾祖母不愿顶着这个无穷大的罪名苟活，便服药自杀了。五年后，曾祖父的学生叛变，将“恩师”曾祖父刺杀数刀致死。从此，姑祖母以“姐”代“母”，便开始了她漫长的乞讨生涯。   

　　1939年，国内形势紧张，国共两党矛盾日趋尖锐，蒋实施了“三抽一”，“五抽二”征兵政策；很多被抽中又不愿去的竟以自残食指来抗拒从军；爷爷两兄弟也逃不过此劫难。那年大爷爷被抽走了。据说，家里还帮大爷爷娶了媳妇，虽然双方从未谋面，但家人同样给名分，给尊重。大爷爷的媳妇苦等了三年，奶奶亲切地叫了三年嫂嫂，最后，还是改嫁了。大爷爷至今无消息，有人说他随蒋去了台湾，也有人说他早已不在人世。   

　　窗外，夜色渐浓，小屋里传来的声音也越来越幽渺，换成一个女人咿咿呀呀地唱一支地方小曲，在夹杂的电流声的曲调里，依稀只觉得一种苍凉，夜色如水，一个女人低唱的那种感觉，再饶人的调子，也只会增加凄楚。     

　　许多年以后，当我们都长大了，姑祖母还是孤零零地守在那间小屋里。     

　　千禧年元旦，普天同庆的大好日子，回家与相思三年丈夫订婚，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姑祖母。     

　　当我把与丈夫订婚的消息告诉姑祖母时，显然她很高兴，乐呵呵地问；娃，他是本地人吗？     

　　我摇摇头。心想，这和是不是本地人又有何干啊。姑祖母的脸立马就变得阴沉起来，然后转了个身对我说；“娃（对我的爱称）你不能嫁宝庆佬，嫁宝庆佬就难……“姑祖母没有把话说完，纤弱的身子就开始抖起来。     

　　我突然不知所措，感觉姑祖母是不是真的已经老了？    

　　她的脸也许给我的印象是太苍白了，让我记不清她的模样，我只是觉得，她更类似于那些古老壁画中已经剥落殆尽，只能看得见一点轮廓的脸。     

　　第二天午后，便去陪陪姑祖母，她好像早就恭候我一样，让我坐上另一张凳子。正坐在门前的木椅上的姑祖母，看上去已是瘦如枯柴、白发如絮，直呆呆地望着前方干枯的茅草，显示出一种超然的孤独。     

　　尽管在这样深秋如霞的傍晚，尽管她抬头还能看到这个巷子里掺着灰尘的阳光，满满的；尽管满满的阳光像往常一样充塞着小屋和空巷之间。一个当年好不韵姿的女人、方圆百里出了名的大美人，无论如何也该是一曲深秋无声的悲歌了，我想。 

　　“娃，坐下吧！我就是那熟透的桃儿，风一吹，说不准哪天喊落就落了啊。”姑祖母指着家门前的那棵桃树长叹了一口气。“姑婆，你怎么了？”     

　　“娃，你帮我个忙，好吗？”她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     

　　“好啊”，我被怔住了，这是姑祖母第一次对我的要求，我能有啥能耐，能帮上她的忙也算是荣幸了。     

　　霎时，姑祖母索性挪进了屋里。只见姑祖母手捧一个红布包裹颤颤巍巍出来了，在我面前小心翼翼地打开，原来是封信。信已经褪色发黄，信封边缘已经磨损，好像曾被摩擦过千百遍一样。最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信从未被拆开过。     

　　“娃，拆开，拆开它！”姑祖母像是在命令我一般。     

　　信被打开了，仅四句话。     

　　葵花，我被抓丁了两年零八个月……     

　　葵花，下个月我将随将部去台湾……     

　　葵花，如果……     

　　葵花……     

　　“姑婆，为什么，为什么你……”我没有再念下去的勇气。

　　“娃，念，继续念，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给我念啊。”此刻，姑祖母如释重负。     

　　“姑婆，你真的不知道信里写了些什么？”     

　　“不知道！”     

　　“那你就这样痴痴地等？”     

　　“是啊，我除了认得自己的名字外，一字不识啊！”     

　　“不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紧接着，姑祖母又补充了这一句。谁又能知晓姑祖母内心里最真实的感受呢？     

　　原来，就在大爷爷被迫从军那年，姑祖母迎来了她人生的第一个春天。院里来了个相貌堂堂的邵阳人，他对“老处女”姑祖母产生了深深的爱慕之情。     

　　因姑祖母父母双亡，家中这等大事必须由伯父做主。伯父心肠软，虽然也很可怜姑祖母但还是不能改变姑祖母的命运，最后以“不能嫁宝庆佬”为由宽慰了姑祖母。可惜的是邵阳佬走了却没能把姑祖母带走。姑祖母也因“男女授受不亲”的罪名被囚，姑祖母犹如被腥风血雨吹打得快要死掉的葵花，很难见到那暖暖的阳光。     

　　邵阳就是宝庆，怎么就成“宝庆佬”了呢？也许在那个行走的年代里，邵阳是远了点吧，我痴痴地想。     

　　2007年秋天的阳光已经没有什么暖和气了。巷子里的阳光枯黄成一团一团的像一束束追光照在姑祖母的身上。看上去，姑祖母如一株老态龙钟的根雕，摆设在这块夕阳里；姑祖母迷离的眼神对着阳光不曾回避，或者她干脆把眼睛眯起来，只是散些、散些、再散些，最后姑祖母终于和阳光融成一团了。     

　　姑祖母永远离开了我们。     

　　母亲的哭喊撕裂在秋天的黄昏里；父亲尽量拒绝悲痛，点上一支烟，慢慢将手中的鞭炮引燃。我躲在不远处，望着静静躺在黑色匣子里的姑婆，她的面庞白得像月光；我看到的不过是一位学会折叠苦难，以花为灯的坚强活着美丽人生短暂的离开。     

　　第二年春天，母亲在姑祖母的坟圈外种下了许多葵花。花儿满地，沐浴着清晨的阳光，每一朵花都努力绽放着，有泥土和风的香静静蔓延，像孩子的头发一样，在初夏的季节里，疯长，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