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果

　　2006年6月， 中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党史研究室，在征得永顺籍老红军作家马忆湘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意后，再版了红色经典长篇小说《朝阳花》。

　　《朝阳花》是20世纪60年代初，由老红军马忆湘撰写的一部反映红二、六军团医护人员火热战斗生活的长篇小说。作品真实地再现了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率领红军万里长征，北上抗日的峥嵘岁月。作者以自己和战友的亲身经历为素材，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湘西大山里的苦命女孩，为反抗封建压迫，坚决不当童养媳，矢志追求光明，毅然参加红军队伍，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的艺术形象。

　　马忆湘1922年生于湖南省永顺县万坪镇七里冲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家五口全靠父亲在外做工来维持生活。马忆湘13岁的时候，因地主逼债，母亲不得不把她送到七里坪一家农户做童养媳。在婆家，马忆湘受尽虐待，忍受不了逃回娘家。1934年11月，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在十万坪打了一个大胜仗。马忆湘看到剪着短发、扎着皮带、脚打绑腿的女兵十分羡慕，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参加红军。后来经过努力，她在红军医院当了一名看护员。1935年11月，马忆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随部队在1936年10月到达陕北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1937年4月，马忆湘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留在延安后方医院工作，先后当过护士、干事、主任。1941年，她与晏福生同志结婚。新中国成立后，马忆湘随丈夫调入湖南工作，担任湖南省面粉厂厂长。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党中央号召老干部撰写革命回忆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全军开展“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活动。1958年，马忆湘萌生了写书的念头并得到丈夫的支持。经过数年努力，写出了长达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朝阳花》。晏福生调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后，马忆湘随同调往广州军区管理局。1988年3月离职休养，安度晚年。   

　　《朝阳花》以其朴素流畅的语言，真实可信的情境与细节，坎坷而又充满希望的人物命运，生动鲜明地塑造了吴小兰、王德明、看护长、小刘、柳莹、李连长等一批红军指战员的光辉形象。通过这些形象，读者不难体会到中国革命的艰辛；不难明白党和军队是怎样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难明白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是怎样一个党，怎样一支军队，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与不竭的动力。

　　《朝阳花》与同时期出版的《苦菜花》、《迎春花》并称“三花”，不仅轰动了当时的文坛，也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读者。在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出身贫寒、文化不高的老红军战士马忆湘，能够完成这样一部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文学作品，本身就创造了一个奇迹。

　　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湖南省军区成立“文艺献礼办公室”。办公室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创作，二是收集革命历史文物。从黔阳军分区（现为怀化军分区）借调到省军区献礼办公室工作的青年作家谭士珍清楚地记得，办公室主任叫赵清学，他曾帮老红军女战士马忆湘撰写过一篇万余字的革命回忆录《在长征的道路上》。该文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回忆录丛书《战斗的历程》中刊出后，编辑来信称：“马忆湘同志写的《在长征的道路上》生动感人，文字朴实利落，有思想性。我们觉得这篇回忆录尚未结束，似乎还有许多故事要写，希望能继续写下去，长点无妨。” 

　　当时，赵清学系省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献礼办主任，公务繁忙，不可能全心投入到创作中去，经过研究，认为由谭士珍完成这个任务较合适。赵清学征求谭士珍的意见，谭士珍便满口应承下来。 

　　马忆湘是红二方面军年龄最小的一个女兵，这么小的年纪居然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个奇迹，值得大书特书。马忆湘当时任长沙市粮食局第一面粉厂厂长，身体不太好。晏福生时任湖南省军区政委（中将）。开始，谭士珍每天到晏政委家与马忆湘座谈，从小时候讲起，一直讲到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谭士珍一连采访十来天，然后阅读了大量的反映长征的回忆录（当时盛行写革命回忆录），谭士珍在占有丰富素材的基础上写出提纲。谭士珍从1959年4月初开始动笔，写到7月底。此时，晏政委和马忆湘要去南岳避暑，谭士珍也跟了去。同年8月下旬在南岳写完第一稿，计14万字。初稿写成后打印若干册，分送给有关作家和评论家征求意见，同时寄给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因书中写到贺龙）。中国青年出版社责任编辑黄伊看过初稿以后，认为写得很不错，但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已不是革命回忆录了，不如干脆当做小说来写。湖南省文联为此召开座谈会，大家认为中国青年出版社这个建议好，于是定了下来，把《朝阳花》当做长篇小说来写。《湖南文学》编辑李青对这部初稿情有独钟，在1960年的《湖南文学》选载了《三个女红军》、《水》、《走吧，同志们》、《粮食》等四个章节，是以小说形式发表的。1960年第11期《中国青年》杂志选载《通过缺水地区》一章。特别是1961年1月15日至21日的《人民日报》连载了《三女找红军》（《朝阳花》中重要章节）。在权威的《人民日报》连载小说，是该报从来没有过的事，因而在读者中产生强烈反响。 

　　1960年2月，马忆湘和谭士珍赴京找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查核史料并继续收集材料。3月初应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的邀请，马忆湘和谭士珍同去上海参加《朝阳花》剧本提纲的讨论。剧本由上海著名剧作家艾明之执笔。之后，马忆湘和谭士珍赴杭州部队疗养院继续创作《朝阳花》第二稿。这时责任编辑黄伊可能急不可待了，从北京风尘仆仆赶来杭州，与谭士珍同居一室。马忆湘和谭士珍写一章，他看一章。他看后有意见，马忆湘和谭士珍接过来再改。到7月中旬，第二稿总算写完了。大家才舒一口气。 

　　同年7月下旬，全军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马忆湘和谭士珍又同赴京城。8月初，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召开，谭士珍应邀列席。在会议期间，谭士珍因故从此中断了《朝阳花》的创作，第三稿是由省军区献礼办公室林志义接手完成的。 

　　《朝阳花》着力描写广大红军战士藐视困难战胜困难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比如，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三个红军女战士因救护伤员脱离部队，她们与寒冷饥饿作斗争，与白狗子（国民党部队）作斗争，苦苦寻找，从湘西一直追到贵州，历时40余天终于找到自己的部队。后来有部电影叫“追赶队伍的三个女兵”就是从《朝阳花》中得到了启发的。部队通过火焰山，水都喝光了，实在没办法，护士秦真梅宁可不喂自己孩子的奶，而把有限的一点点奶水挤出来喂伤员，后来有部歌剧《红嫂》，把这个感人的情节用了上去。小说《朝阳花》1961年1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接连印刷12次达134万册之多，还不包括河南、贵州、山西等省出版社翻印的，是当时国内一本畅销书。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戚本禹胡说《朝阳花》是一部为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歌功颂德的“反党小说”（“文革”初期，贺龙被打倒），于是《朝阳花》被列为“禁书”，作者与执笔者在“文革”中受到残酷的批判和斗争，受尽了磨难。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为林彪的死党之一。黄永胜对上一向阳奉阴违、见风使舵，对下独断专行。对于他的这些问题，作为广州军区党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的晏福生，曾多次在党内当面对黄永胜提出过批评。晏福生正直的行为触到了黄永胜的痛处，他把晏福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运动一来，他就密令爪牙对晏福生立案。

　　1968年5月，黄永胜在还没有找到晏福生所谓的“罪行”材料时，就决定下手了。但是他暂时还不能把晏福生怎么样，于是先密谋把晏福生的妻子马忆湘抓起来，罪名是“写黑书吹捧贺龙”，妄图从马忆湘的身上挖出整晏福生的黑材料。　

　　马忆湘被带走了，晏福生却无能为力，他用左手紧紧握着妻子纤细的手，千言万语凝聚成四个字：“我等着你！”马忆湘深深理解这四个字中所包含的信任和鼓励。 　　

　　黄永胜本想从马忆湘嘴里得到一些整晏福生的黑材料，不料却碰了一鼻子灰，于是气急败坏地嚷道：“把晏福生也关起来！”黄永胜的手下干将们惧怕晏福生的凛然正气，不敢硬干，只好谎称开常委会，请晏福生参加，以此把他从家中骗了出来，而且不让带警卫员和秘书。晏福生预感到有事情要发生，但是，他心地坦荡，毫不畏惧地跟着来人走了。 

　　晏福生随来人刚走到办公楼门口，黄永胜手下的一员干将就说：“晏书记，党委决定让你参加学习班。”在那个年月，“学习班”就是隔离审查的代名词。晏福生冷冷地说：“学习可以，我回去拿点东西。”“不用了，学习班什么都有。”说话间，一辆黑色小轿车开来，他们把晏福生推上车子，关上门，放下窗帘，飞驰而去。车子七拐八转，不知开到什么地方停了下来，晏福生被送进一间九平方米的小屋里。屋内一张单人木床，一张二屉桌，一把木椅，一盏100瓦的大灯泡高高悬在顶棚上，大白天还放着刺眼的光。晏福生被逮捕了，他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半年前，黄永胜发了迹，被林彪点名提升为总参谋长。赴任前，他派人将晏福生叫到办公室。一进门，就听黄永胜“嘿嘿”狞笑几声，讽刺地说：“怎么样，我的监委书记，冷板凳有味吗？”晏福生瞪了黄永胜一眼，没有理他。黄永胜又说：“我要走了，知道吗？”晏福生的鼻翼重重地翕动了一下，“哼”了一声。

　　在晏福生的眼里，黄永胜只是个势利小人，不足挂齿。黄永胜听惯了恭维话，看到面前的晏福生却依旧蔑视他，黄永胜不禁暴跳如雷，忽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跳到晏福生面前大声吼道：“晏福生，你这个家伙好毒辣、好阴险，你怎么总跟老子过不去！”黄永胜两眼怒视着晏福生，想知道他的反应，但他看到的还是对方蔑视的目光。黄永胜又气又怕，他知道，作为监委书记的晏福生手中掌握了不少别人检举自己所做坏事的材料。他担心的是，晏福生会揪出他的狐狸尾巴。于是，黄永胜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只得恨恨地嘟囔道：“你原则性强，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说完又狞笑了两声，摆摆手让晏福生走。晏福生站起身，冷冷地说了一句颇有预见性的话：“我也奉劝你一句，别高兴得太早了！”说罢拂袖而去。

　　晏福生被关押后，白天晚上在大灯泡下烘烤，再加上车轮战式的逼供，他人瘦了，视力急剧下降。但不管黄永胜的人如何逼他、折磨他，他没有说过一句违背良心的话。 　　

　　1969年10月，马忆湘因心脏病时常发作而被释放回家，晏福生也由“特号”移到大监狱，放风时可以散散步。马忆湘回家后想知道丈夫的下落，到处探问，却没人敢说。她想，丈夫一定关在军区监狱，要想探监，他们不给她机会。她于是灵机一动，便经常地到与军区监狱一墙之隔的一五七医院，以看病为名站在围墙下扯着嗓子喊：“有没有鸡蛋，多少钱一斤？”一次、两次，高墙内始终没有反应。马忆湘痛不欲生。后来，她又得知劳改犯正在挖塘泥，心想，晏福生是独臂人，挖泥不行，担泥还凑合。于是偷偷钻进山坡上的树丛中察看，仍没有看到丈夫的身影，只好怏怏离去。原来，晏福生被移到大监狱不久，林彪为显示他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发出所谓的“一号令”，要求全党、全国、全军开始进行紧急战备。于是晏福生从广州军区监狱移送到湖南耒阳监禁。这些，马忆湘全蒙在鼓里。 　　

　　1970年11月，黄永胜下令把同晏福生一起在安源煤矿共过事的十多位70多岁的老工人骗到株洲关起来，强迫他们交待所谓晏福生叛变自首的问题。老工人们都说没有这回事。黄永胜的人骗他们说晏福生自己都交待了。老工人们气愤地责问说：“那还问我们干啥？他交待了你们就问他去，反正我们没看见！”黄永胜的爪牙火了：“你们不交待晏福生叛变自首的问题，一辈子也不准回家！”老工人们说：“只要你们管饭吃，不回去倒给家里省了一份口粮。”黄永胜的人讨了个没趣，只好草草收场。 　　

　　黄永胜的干将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拿来一张晏福生在延安时期的照片，在照片前放上四根黑色小木棍，再加以翻拍，然后让人带着这张“艺术”照，到洞庭湖劳改农场，找到一个80多岁的老叛徒作伪证。面对伪证，晏福生义正辞严地质问：“你们还像共产党人办事吗？我从没被捕过，哪来坐监狱的照片！” 

　　黄永胜得知从政治上一时半会儿整不死晏福生，就指令手下从生活上折磨他、虐待他，让他担水、挑粪，进行重体力劳动。干活儿，对晏福生这个从小当长工、矿工的人来说不算什么，但此时他已经60多岁，且失去右臂，加上长期牢狱生活的折磨，别说担东西，就是空手走路爬坡，也都力不从心了。不过，乐观的晏福生却把折磨看成是锻炼身体和意志的事情。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林彪折戟沉沙后，黄永胜再也跳不起来了，真应验了晏福生当初的那句话。1980年深秋，早已获得自由的晏福生和马忆湘终于看到了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电视实况转播。两人高兴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开心地笑了。

　　打倒“四人帮”以后，马忆湘得到平反，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副政委，还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广东省政协委员。197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朝阳花》，后又接连出版4次。1996年，为庆祝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朝阳花》又被作为“红色经典”丛书之一隆重推出。

　　2011年2月17日，正值农历正月十五元宵佳节。中共永顺县委书记李平专程去了趟花城广州，拜会了年近九旬的老红军马忆湘老人。精神矍铄的马忆湘老人，谈起70多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老人说，要不是现在腿脚不便，她真想再回家乡看看。作为永顺人，马老对李平书记从家乡带来的万坪干豆腐、湘西腊肉、灌肠粑粑等甚是喜欢。为表达赤子之情，马忆湘老人给李平书记赠送了果树苗，希望栽在家乡苏区塔卧的土地上，让果树生根、开花、结果，生生不息，万古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