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卓

　　1982年9月，因家贫从高中辍学的我，被学区招聘到一所片完全小学担任代课教师。    

　　学校离家较远，我和几个单身汉平日就吃住在那里。每天放学后，坐落在半山腰上的、由旧祠堂改建而成的校园渐渐静寂下来，别人打打篮球，玩玩扑克，我却喜欢一个人独坐在校门外的一棵黄柳树下读书看报。 

　　那黄柳，据说已有二三百年的岁数，两人合抱的腰围，五六丈高的树干，枝叶特别繁茂，状若一把巨伞。树巅上，四五个箩筐大的鸟窝稳稳地搭在枝丫之间，一群喜鹊“嘎嘎嘎”的飞来飞去。那叫声，极为舒心悦耳，那神态，极为飘逸洒脱。    

　　在当时，学校设施非常简陋，莫说电灯电视，甚至几本耐看的书籍都找不到，唯独让人感到新鲜的便是乡邮递员隔上三五日才送来的《团结报》。每次邮递员还未走进办公室，我就抢先把报纸争到手，跑到黄柳树下去拜读，从那散发着墨香的字里行间，我了解到国际国内的一些重要新闻，知道了州内发生的诸多事情，品尝到“兄弟河”里精美的诗歌、散文和小说。    

　　“你那么如痴如迷，为何不自己动动笔，写点文章给《团结报》投稿呢？”学校的校长提醒我。我赶紧摇摇头，表示不敢———因为我高中都没读毕业啊。“那有什么不敢的，你晓得高尔基吗？高尔基只读了五年书，就是凭刻苦自学写作成为大作家的。”    

　　听了校长的话，我沉思了好几日，心里直发痒，终于鼓起勇气，晚上在煤油灯下埋头熬夜，写出两篇短短的散文，用学生作文本小心翼翼的誊好，专程跑到乡邮政所投递出去，然后充满期盼地等待。十天、二十天、三个月过去了，翻来看去，《团结报》就是没见我的名字和作品。“莫泄气，一次不成，再来两次、三次，总有一天会发表的。”校长又一次安慰鼓励我，还把他的那盏带罩子的煤油灯送给我。    

　　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陆续向《团结报》投了四五十篇稿子，都石沉大海，我想打退堂鼓了。

　　“小杨，快来看，你的文章刊登了！”终于有一天，从学区开会回来的校长拿着一张崭新的《团结报》笑嘻嘻的递给我。我迫不及待地接过翻看，果然在“兄弟河”专栏的头条位置看到了我的散文《野名寨》，当时心里的那种激动简直就像叫花子捡到了一块大金砖哩。 

　　打那天起，我几乎每天夜里都在爬格子，不写心里就憋得慌。消息、通讯、散文、报告文学源源不断地寄出去，隔一段时间就有文章见报。1984年，我被《团结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先后得到报社韩棕树、梁小玲、尚顺宁、周泽平、唐正鹏等多位老师的指导和鼓励。    

　　有了一些“建树”，我28岁就被评聘为小学高级教师，在县人武部、纪检等单位工作过，在《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中国纪检监察报》、《湖南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表过作品。    

　　时光荏苒，整整三十年过去，如同难忘初恋那样———黄柳、喜鹊、团结报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