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鹏

　　岁岁端午，今又端午。

　　浦市古镇上的生意人如往年一样，天刚放亮便下好铺板忙开了。大清早来到古镇，只见平常人家的门上早就垂挂起了长长的艾草和菖蒲。小吃店的小桌上齐刷刷地摆放着刚刚出锅还冒着腾腾热气的粽子、蒿草粑、老面包子。米粉店老板早已将米粉沥洗得鲜亮亮、白蒙蒙的，十几个大土钵里满盛了各色各味下粉用的臊子，炖牛肉、黄焖仔鸡、红烧猪蹄、木耳肉丝、山笋肉丝、榨菜肉丝、豆腐肉丝……应有尽有，那缭绕的香气盈满了大街小巷。擅长作浦市地方小吃“灯盏糍”的小贩们，早就把摊前锅里的油儿烧得吱吱作响。挑担卖水饺和馄饨的生意客，那挑着的小锅里的汤儿滚开着……因为端午，更因端午龙舟赛的到来，古镇浦市人忙翻了天，也乐翻了天。

　　站在古镇浦市临河的防洪大堤上放眼望去，宽阔的江面上，几十艘龙舟你来我往，跃跃欲试的龙舟健儿，应着时缓时疾的振振鼓点，奋力划着手中的桨棹，雄壮刚健里透着阳刚之美，威风凛凛中更是潇洒豪迈。河的两岸，无论是湘西泸溪古镇浦市的大码头，还是怀化辰溪的江东寺，前来观赛的乡民和远方来的游客，早就将河岸和岸上的堤坝挤了个水泄不通。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有拄杖而行的耄耋老者，有衣着入时的妙龄女郎，更有骑在父亲肩头，手拿彩旗，嘴里咬着沾满白糖粽子的顽童。熙来攘往，人声鼎沸，好不热闹！

　　“咚轰！咚轰！咚轰！”三声铁炮响起，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和此起彼伏的欢呼声中，一年一度的浦市龙舟赛拉开帷幕。刚刚还在河面上穿梭的龙舟迅速靠岸，一字排开，几百号身着不同服色的健儿手握桨棹，齐刷刷地坐在各自的龙舟上，卯足了劲儿等待着与对手一争高低。说话间，第一对竞渡龙舟跃离河岸，一时间，无数对桨棹应着急促而又节奏分明的鼓点划在江面上，激起了一道道的浪花。转瞬间两艘龙舟便到了江心，你追我赶，互不相让，直到决出了胜负方才罢休。就在船即将靠岸的一刹那，沿河两岸激越人心的欢呼声、鞭炮声此起彼伏。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想起了唐诗里的句子———“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

　　中午时分，赛事还在进行。一些喊累了也乐够了的看客们三三两两来到镇上，或进店铺购买物品，或下馆子喝酒吃肉，或上茶楼品茶聊天。说实话，端午节来浦市古镇品小吃、观龙舟就够乐呵了，然这种乐呵只是观感和味觉上的享受，如能在古镇的茶馆里吃茶小坐，听上几段古镇老人们聊谈的关于端午的“龙门阵”，那才叫过瘾哩！于是，我与三弟、大侄女儿乘赛事尚未结束，在临河的一家茶馆里依窗而坐。刚刚坐定，店中的伙计便送上了粽子、瓜子、花生之类的小吃。“茶水来啰！”手挽长嘴壶柄伙计一声吆喝，人未近桌，壶中滚烫的开水便注进了茶碗。那动作收放有度、准确无误，更是干净利索、潇洒自如。莫说来这儿吃茶解渴，单看这沏茶的功夫便是一种享受。

　　“浦市人看重端午，平常人家的女儿女婿这一天一定要给老丈人送粽子，这叫‘拜端午’；邀约三两好友上酒家茶馆吃酒品茶，这是‘吃端午’；提几挂炮仗挤进河岸人群里看龙舟竞赛，这称‘看端午’；来我们这儿摆龙门阵，自然就是‘听端午’了……这种习俗在浦市代代相传了两千多年啦！”邻桌的一位白发老者一边品茶一边聊起了端午。“划船抛粽祭屈原，挂艾剪蒲驱瘟邪，这是通行的说法,而在浦市就不一样了，挂艾蒿是驱瘟辟邪，挂菖蒲却与农时耕作有关。还有浦市乃至湘西各地的粽子，以‘管叶’和粽叶裹扎，不用五色细线缠缚，形状也与下河粽子（泸溪人称常德以下地区为‘下河’）有很大的区别。下河粽子是汉代以后的事儿，浦市粽子保留了古楚国民俗的原汁原味，历史悠久哟……”老者讲得头头是道，听者听得津津有味。

　　在这座地处中国西南的全国历史文化名镇里，因传承方式独特，所以无论男女老少说起端午，几乎能道出些子丑寅卯。听着这些从远古流传下来的传说和故事，足以让人在感叹这座千年古镇文化底蕴深厚的同时，生发悠远的遐思，勾起深沉的思索。

　　其实，在我国众多的民族民间节日中，端午是一个最富传统文化内蕴的节日，不仅深刻地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还可从中找寻到中华民族传统农耕文化的遗存，更因历代文人骚客留下的大量诗篇，端午自然又是一个最令人心动、最富有诗意的节日。

　　端午缘起———一个寄托哀思的时节。在众多的端午楹联中有这么一联：“忆曹娥兮江上，吊屈子乎湘潭”。传说曹娥为东汉时期的大孝女，其父五月初五溺水身亡，不得其尸。悲痛欲绝的曹娥便沿江号哭十七日，昼夜不绝，然父尸不出，遂自沉江而死，三日后，父尸浮于水面，得以归葬。于是，民间便有了端午祭曹娥之说。古代吴越之地民间传说，端午之习俗源于人们对伍子胥的怀念。然端午缘起于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之死，在民间得到了更多更普遍的认同，不仅传说颇丰，故事离奇，更有古代文献和历代文人骚客之诗文为证。司马迁《史记·卷第二十四·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行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而死。”屈原死前所作的《怀沙赋》与司马迁的记载互为佐证。加之屈子投江百余年后，汉代长沙王太傅贾谊那篇缠绵凄恻的《吊屈原赋》，使得原本平平常常的五月端五成了一个寄托哀思的时节。于是自那个时起，历代文人骚客每逢端午便吟诗作对，或赞叹屈子忧国忧民的无私情怀与高尚情操：“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宋·张耒）；或为屈子悲凄的一生与厄运扼腕叹息：“屈氏已沉死，楚人哀不容。何尝奈谗谤，徒欲却蛟龙。未泯生前恨，而追没后踪。沅湘碧潭水，应自照千峰”（宋·梅尧臣）；或借屈子发泄内心的失意、忧虑与不平：“屈子冤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江亭暇日堪高会，醉讽离骚不解愁”（明·边贡）。

　　屈原生卒由于种种原因实难考证，据其《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句话，得知他生于“寅年寅月寅日”这个“三寅”叠合的日子。于是，有学者据此推测屈子生于楚宣王三十年（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距今已过去了二千三百五十六年。至于他卒于何时，古代文献只记载他自沉于古代罗子国的汨水，没有具体的时日。所以，后人依据为数不多的野史和笔记小说，以及古荆楚之地的民间传说，推断屈子沉江之日为某年五月初五。那么，屈原为何选择这一天怀石投江呢？“五月符天数，五音调夏钧。旧来传五日，无事不称神。”唐朝最有才气的皇帝李隆基，在端午节所作的《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一诗中道出了个中的秘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与天地之数相关，默符天地的“五”数代表着永无穷尽的宇宙世界，象征一种不朽与永恒。孔子《易传》中“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是其证。此外，五月在《周易》十二辟卦中为天风姤卦，四月为纯阳乾卦，夏至过后，阳气极盛而转衰，阴气始生（初爻已变为阴爻），五月虽然天气炎热，但阴气已开始生长了。这个时节是一个阴阳始交，新的生命由乾阳“资始”即将或者已经进入坤阴“资生”的重要阶段。所以，古人认为夏至也是一个“阴阳争死生分”的关键时节。基于这么一种文化认同，我们便可探明屈原之所以选择这一天离世的原因———他多么期那盼满腔公正无私的爱国之情和那颗心系黎庶的赤子之心，自此重获新生，深深地植根于他眷顾不舍的荆楚故国，与天同老，光耀后世！

　　因此，五月端五不仅是一个因与屈子相关而充满悲情诗意的日子，更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内蕴十分深厚的特殊节日。

　　竞渡沉粽———古老神秘的祭祀仪式。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象征着各种美德和优秀的品质。上有龙帝玉皇，下有四海龙王，衣有龙袍，食有龙虾，住有龙宫，行有龙舟、龙车，从宗教文化到政治伦理，及至人们日常生活，几乎无所不包。据相关史料记载，龙舟竞渡古已有之，源出七八千年前古代南方稻作民族的水上祭祀风俗，非因屈原而起。龙舟最原始的角色是却祟邪、攘灾异的“遣灾送瘟舟”，后逐渐演变成“迎魂舟”或“归魂舟”。《古今图书集成》一书所辑录的《武陵竞渡略》一文云：“今俗说禳灾，于划船将毕，具牲酒黄纸钱，直趋下流，焚酹诅咒疵疠夭札，尽随流去，谓之‘送标’；然而不旗不鼓，密划船归，拖至高岸，搭阁苫盖，以待明年，即今年事讫矣。尔时民间设醮预压火灾，或有疾病，皆为纸船，如其所属龙船之色，于水烧之……”再如《湖广志书》所载：“岳州府‘端午罢市竞渡，以为禳灾疾病’；黄岗县‘端午溯风巴河镇迎会，傩人花冠文身，鸣金逐疫’。”均是例证。屈子死后，人们为了纪念和祭奠他，以龙舟竞渡的方式寻找屈子下落，迎回屈子的忠魂。因此，后人举行端午赛龙舟活动，意在用龙舟迎魂归葬，以慰英灵。由是观之，今之竞渡之俗实为沿袭“迎魂舟”这一古俗。

　　古代端午赛龙舟之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却又被现代人忽视了的祭祀仪式———向水中抛沉粽子。所抛角粽供水底蛟龙飨食，以保不食屈子尸身。宋代诗人张榘《念奴娇》词云：“楚湘旧俗，记包黍沉流，缅怀忠节。谁挽汨罗千丈雪，一洗些魂离别。赢得儿童，红丝缠臂，佳话年年说。龙舟争渡，搴旗捶鼓骄劣。”话虽如此，然说起粽子的渊源与由来，却是个南北有别，传说迥异的话题，而且这个话题一直喋喋不休地争论了两千多年！其实，粽子原本是古代的民间食品，最早为“筒粽”，继而为“角黍”、“角粽”，明清以后均以糯米包裹，才被称之为“粽子”。后因屈子之死，粽子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意义和缠绵凄恻的情感色彩，不再是一种单纯的食品了。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集注中引《续齐谐记》载：“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士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常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并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练树叶塞上，以五色丝转缚之，此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练叶，皆汨罗水祭之遗风也。”据此而论，粽子在今湖南各地，虽然都以箬叶（箬竹，竹子的一种，多生于湖南湖北等地，其叶长而宽，可用此包粽子）包裹，但湘西地区均以棕树叶捆扎，实为古楚国之习俗，而沅水下游之常德，湘江沿岸的长沙、汨罗等地多以五色丝线缠缚，则是汉代以后的事了。因此，浦市古镇老者所言并非空穴来风。这是因为“五色丝线”与汉代盛行的“五行生克”理论相关，“五行”所指“木火土金水”对应“青赤黄白黑”五色、“东南中西北”五方、“肝心脾肺肾”五脏、“角徵宫商羽”五音、“春夏（土王）秋冬”五季、“生长化收藏”五应，乃至“仁礼信义智”五性等，指代极其宽泛，内容无所不包，功用无所不能。因此，“五行”可以理解为化育天地万物的正气。因此，投于水中缠缚着五色丝线的粽子，只能也只配伟大的屈原独自“享用”了。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屈原仁人爱物、忠君爱国思想与高尚情怀，连同他的人格魅力，不仅在民间备受黎民百姓的尊崇，也为历代帝王与忠臣良相所重视，端午时节龙舟竞渡与沉粽祭屈的习俗，逐渐流传到全国各地而成为全民族的节日。唐代诗人褚朝阳诗云：“越人传楚俗，截竹竞萦丝。水底深休也，日中还贺之……但夸端午节，谁荐屈原祠。把酒时伸奠，汨罗空远而。”

　　折艾剪蒲———传统农耕文化的遗存。“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这是唐代诗人殷尧藩《端午》诗中句子。今人大都认为端午时节悬挂艾草菖蒲于门，只是为了驱邪攘灾，以保家人健康平安，其实不然。细心玩味唐朝老殷这首诗，就不难发现其中的文化信息：“艾符”作为一种符咒，在自然科学落后的古代，自然是用来攘除祟邪灾异、保命祈福，期盼人丁兴旺的“神物”。“蒲酒”作为一种“升平”的象征，暗含着社会财富富足、文明和谐之意。这是因为远古时代，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弱有两个重要指标，即人口的众寡与物资的多少，而物资主要取决于粮食生产的数量与质量。由此，古代统治者十分重视人口生产和粮食生产。汉代贾谊的《论积储疏》一文中的观点就是一个十分有力的证据。如是而言，端午“折艾剪蒲”之举，一盼人丁兴旺，二求五谷丰登。这一古俗当为古代传统农耕文化的遗存。

　　何以为证？先来说说“艾草”。艾，又名家艾、艾蒿。现代医学证实，艾草的茎、叶都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所散发的奇特芳香，有驱散和杀灭蚊蝇虫蚁，净化空气之功用。我国传统中医也以艾草入药，有理气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能。自古至今，人们将艾叶加工成的“艾绒”是中医“艾灸”的重要材料。古荆楚之地气候温湿，蚊蝇虫蚁繁殖极快，尤以炎热湿润的夏季为盛，大量繁殖的蚊蝇虫蚁自然成了传播疾病与瘟疫的罪魁祸首。崇尚“淫祀”的古荆楚先民认为，这些蚊蝇虫蚁就是给他们带来灾异瘟疫的祟邪瘟神，于是便有了端午挂艾草于门的习俗。《荆楚岁时记》云：“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攘毒气。”或“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帖以艾叶，内人争取戴之。”《帝京岁时纪胜》载：“五月朔，家家悬朱符，插蒲龙艾虎，窗牖贴红纸吉祥葫芦。”明清时期，不少地方把菖蒲也当作攘灾辟邪的物件，一并悬于门上。据《清嘉录·卷五》记载：“戴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

　　荆楚之地“艾草驱邪”之俗古已有之，明清以后“戴蒲却鬼”之说值得商榷。根据一些古代文献史料记述，端午采集和悬挂菖蒲实与农时耕作相关。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为本，也是世界上农业技术十分发达的传统农耕国家，非常重视对农时季节的把握与运用，这些观念在《亢仓子·农道第八》一书中叙述得极为详实。古代四时之用在于正五谷，人为种植五谷者，天地则是生养五谷的先决条件，正如书中所云：“四时之不可正，正五谷而已耳。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养之者坠也。”而农业生产收成的丰歉，关键在于能否准确把握农时季节，其文曰：“凡稼早者先时。暮者不及时，寒暑不节，稼乃多灾。”不仅如此，古人还认为农产品质量的优劣也取决于农时季节，即所谓“得时之禾，长秱而大穗，团粟而薄糠，米饴而香，舂之易而食之强。失时之禾，深芒而小茎，穗锐多秕而青蘦……是故得时之稼丰，失时之稼约。庶谷尽宜，从而食之，使人四卫变强，耳目聪明，凶气不入，身无苛殃。”那么，我国古代先民是如何科学准确把握农时季节的呢？一为观日月星辰之天象，二曰俯察鸟兽虫鱼、树木花草之地类。菖蒲就是古人认为最早兆示农时，提醒农耕的“地类”，《吕氏春秋·卷第二十六·任地》篇中有这么一段话：“草端大月，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不仅菖蒲始生提醒稼者始耕，及至五月，株型劲挺的菖蒲已经长成，此时南方禾稻之属正处于由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过度的关键时节。五月端五采剪菖蒲悬于门上，意在提醒稼者悉心培管、精心呵护田土里的禾稻，方能五谷丰登。故此，艾草与菖蒲是有不同“分工”的，端午“剪蒲悬门”之俗实为兆示农耕，并非攘除祟邪。

　　端午的故事太多，实难述说。作《古风·端午感怀》一首，聊寄端午情怀：

　　五月重五死生分，默符天地调夏钧。

　　沅湘只缘沉屈子，涛怒波号泣有声。

　　竞渡龙舟寻魂归，缠丝角粽慰英灵。

　　折艾惟望却祟邪，剪蒲但求共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