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正望

　　“ 伯娘，帮我们煮四五个人的饭。饿恼火了！”一位汉子的话音刚落，“嘭”的一声，一坨约四五斤重的猪腰窝肉，便扔在我家厨房的灶台上。汉子顺手操起灶上的瓢瓜，从水缸里舀一瓢凉水，咕噜咕噜就灌到肚子里去了。

　　“要的。你们先吃嘴烟，休息下，跟到煮好。”娘答到。

　　这是一帮从大兴寨放木排下来的苗家汉子，娘称他们为“排匠”。 大兴寨是个苗寨，距吉首县城约30来公里，解放前只有水路可通所里（今吉首市）。

　　上世纪60年代，我家住在吉首县大田湾湘川公路边，马路对面是县国营木材公司，公司临峒河，建有一个让木排靠岸的码头。母亲是大兴寨人，由于码头附近没有饭店、旅馆，凡是从大兴寨放排下来的人，行老乡方便，都在我家歇脚，住一宿。娘一般不收他们的钱，但他们每次放排下来，总是会给家里或带2斤寨上现杀的鲜猪肉，或带一小口袋新打的米，或提一块正宗乡里腊肉，或扛一根上好的树筒子。如果是空着两手来的，走之前都要往娘手里塞点钱，娘也不很推脱，互相说两句客套话，便收下了。那年代，城里人吃肉凭票供应，一个人每月限供一斤猪肉，很难得肉吃。排匠们有时从寨子里带些新鲜肉或腊肉来炒，我也能搭帮他们沾点儿荤。吃饭时，他们总会给我夹几块很香的精肉吃，我总要细细地嚼，往往两三片肉就着辣椒白菜酸菜，要下一碗饭去。

　　排匠放排都要打早从大兴寨放下来，一个木排由十来根木头用扎实的稻草绳或麻绳并排连接而成，20来米长。如果顺当，一天扎实可放到吉首大田湾码头。排靠码头，木材公司有工作人员负责收购管理。交货后，公司除了付钱外，还得给这些排匠开身份证明，以备晚上查户口时用。那时，户籍管得相当严，城乡界线非常分明。晚上一旦有人上门查户口，排匠拿出证明一看，就算验明身份了。

　　夏天，日子长。吃成夜饭没事，排匠们喜欢坐在屋前坪场的树下讲白话。母亲便在坪场的一角，烧一堆破碎布片，上面压一小块岩头，不让它燃明火，又不让它熄火，生出的一股股浓烟用以熏赶坪场的蚊虫苍蝇。排匠们跷着二郎腿，悠闲地用蒲扇摇风乘凉，扯谈，喝茶，抽草烟。一双穿着草鞋的大脚不时地上下替换，跷着的那只，老是喜欢吊着鞋帮子不停地抖动。坪场那棵高大的苦栗树上，一到傍晚就歇满了麻雀，叽叽喳喳的。吵得心躁了，就大声地朝树上长“呕”一声，雀儿安静了一会儿，又接着叽叽喳喳起来，他们会再大声地朝树上长“呕”一声。这样来来去去，同雀儿斗着嘴，像是赶走了一天的疲倦和寂寞似的，轻松快活。

　　我那时小，还穿着开裆裤。有时，他们会故意惹我，用手往我裤裆里摸，然后，笑呵呵地说：“阿佬，攒劲吃饭，鸡鸡还没长大。”娘看见了就骂他们：“莫乱惹伢儿。”我不懂他们的意思，看他们笑，我也笑。

　　冬天，夜得早。那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打牌是不允许的，居委会的人抓得紧，只要发现，立即批评教育，除没收牌具，每人还要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写出深刻检查，检查还要拿回去交给生产队或单位，继续接受监督教育。我家离街上较远，属于郊区，上街不方便。放排累了一天，他们也懒得动。晚饭后，堂屋八仙桌上点着一盏小小的煤油灯，光线很暗，大家都围坐到堂屋中间挖的火坑周围，济济一堂，像一家人一样。火坑里烧了些树蔸蔸和一些上山自己烧制的刨火炭，烟蔸多，燃得不好，要用铁夹翻来覆去地刨，时时如燃烟花般爆裂一些火星，人的头发上、衣服上会落许多炭灰灰。坑边煨有一罐茶水，大家在烟熏火燎里喝茶、抽烟、摆龙门阵，尽管冷风“嗖嗖”地从门缝里钻进屋来，仍感觉很暖和。

　　排匠们经常讲一些水路上遇到的或听到的奇闻趣事，也讲一些二狗屋娶媳妇，大佬屋竖新屋，老幺四十大几了还到打光棍等等寨子里的事。兴致来了，还对几首苗歌，用苗语唱，娘不翻译，我听不懂。我只晓得每首歌唱结束前，他们都要拖着“嗯……嗯……嗯……”“啊……啊……啊……”的腔腔。每唱到这里，总是闭着眼，歪着头，随着腔调的抑扬顿挫，上半身前后左右地晃着。也许是表演滑稽，也许是唱词戏谑，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他们卷喇叭烟筒没有纸了，就顺手扯我一张作业本上的空白纸，一边卷着，一边说“阿佬，下次帮你买本新的来。”我被辣辣的草烟呛得喉咙直咳嗽，也被树蔸的烟子熏得眼睛直流泪，但我还是傍着母亲，津津有味地听大人们唱山歌，摆龙门阵，不肯上床去睡。

　　炭火映照下，排匠们黝黑的脸上明显带着菜色，有的尽管还很年轻，约莫十七、八岁，但额头上已爬有一些抬头纹，一脸胡子拉碴的，我想那一定是放排放的。他们一年四季都在峒河的河面上漂，带着家人的期盼和自己的梦想，与排为伴，与水相搏，翻腾着艰辛和欢乐的人生，这是他们的生活，有眼泪，也有欢笑。

　　玩得差不多的时候，会有一位稍年长的男人喊“睡去了，明儿还要打早起来。”他们便把还没抽完的一短截草烟用力吸几口，过足了烟瘾，再扎实喝口水，打个哈欠，伸个长长的懒腰，之后才拖着疲乏的身体摸索着爬上楼梯，到夹楼上开的地铺睡觉去了。或许是太劳累的缘故，还没等我上床睡，就听到他们鼾声如雷了。在楼板上，他们也能睡得那么甜，那么踏实。

　　排匠们早晨起来的时候，踩得楼板“吱嘎吱嘎”响，动静较大，我会被吵醒。临走时，母亲总要交代一声“下次放排又来！”“喔，晓得。”汉子们答到。

　　“我屋里楼板被岩炮炸断了根，记到下次帮带根大点的柱子来。不然落雨就麻烦了。”

　　“记到了，放心。我没得来，就喊二牛帮带来”，“伯娘，有空也回寨子来走下。”……

　　寒暄完，排匠们便放开脚急急地往回赶，准备放下一趟排去了。

　　放排也不是次次顺当，有时下雨涨大水，有时稻草索不扎实断了，都可能出现“滑排”的事。“滑排”就是排散了，被水冲走了。那时，经常有人在河里拣冲散的树筒子。排匠滑了排，就只能恼火地对着河面，望着被水冲走的木头，放肆地骂着野话，发泄心中的闷气，然后饿着肚子，空着手，跑回去重新再扎排来放。他们日复一日地回去放排，放排回去，大约这样有三、四年的光景，直到我的家搬走，我就再没有看到过他们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着他们：有的或许还在继续放排，但不知道他们该到哪里歇脚了，有的或许娶了媳妇有了伢崽，有的或许老了放不动排了在家坐着晒太阳，有的或许成了老板阔人发达了，有的或许已经不在了……

　　至今，我还是记得那时喜欢惹我的、闭着眼晃着头唱苗歌的排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