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景良 

　　周末，携妻儿游览古城乾州，行走在胡家巷时,不禁使我想起了姑婆, 想起那1元钱。

　　在上世纪60年代的特殊时代里，我们全家被下放到父亲的出生地———吉首市双塘镇双塘村。那时家里很穷，日子过得很苦，一年里只有大半年粮，因而，我吃过萝卜饭、红薯饭、糠饭……每年只有三大节———端午、中秋、春节能吃上一点儿肉，平常日子里只能吃素菜。家里缺钱花，有时候，连买盐、打酱油的钱都没有，只能靠借。穿的衣服是补丁重补丁。为了贴补家用，冬天时，父亲经常和我挑炭去乾州场上卖。一天中午，卖完了炭，爸爸说：“咱们今天去胡家巷看姑婆去，晚一点儿再回家。”于是，我便跟随父亲来到了姑婆家。

　　姑婆80多岁了，养育了4个孩子，3个在外地工作，一个在吉首工作，她的生活费用全靠孩子们给。那天，吃过午饭，姑婆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孙子，姑婆人老了，身体差，怕冷，以后，你若要卖炭，莫挑到场上去了，就直接挑到我家里来，我全要了……”

　　从那以后，每逢赶场，12岁的我就会用小小的箩筐挑一担炭去乾州，风雨无阻。那时候，交通极不方便，要赶场就得走路，从双塘村到乾州要走18里，途中，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有时候，相识的或不相识的大叔大婶大哥大姐也会帮我挑一段路。

　　炭，挑进了家里，倒进了炭房，这时候，姑婆就会把最好的零食拿出来给我吃。中饭过后，她就会笑眯眯地给我1元钱，再叮嘱我快快回家。捧着这1元钱，我到商店里买回读书要用的本子和笔墨，其余的钱全部交给妈妈。

　　多年后，我才知道，其实姑婆并不要那么多炭，更何况，我那担炭，拿到集市上去卖，最多值5角钱，她是怕伤害我的自尊，只是变着法子在帮助我，好让我继续我的学习。

　　30多年过去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早已使双塘村发生了变化：一条硬化水泥公路从古城乾州直通双塘村口，乡民们赶集早已结束了肩挑背驮的历史；冬日里，乡民们用电、煤来取暖，有的人家还安了空调，昔日光秃秃的群山早已披上了绿装；打工和种植生姜、柑橘成了乡民们的生财之道；砖瓦平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虽然姑婆早已离开了人间，但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笑眯眯的脸庞，忘不了她给的那1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