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秀莠    图/石健

　　吴鹤是谁？可能很多湖南人甚至湘西人都不知道这个名字。不过，假如你去位于吉首市乾州新区的人民广场（也叫世纪广场）观赏那两堵“湘西历史文化浮雕墙”，就会发现浮雕墙上有一位正在展卷泼墨的明朝老夫子，那就是吴鹤。其实，翻开《乾州厅志·人物·儒行》，记载的第一位湘西名人就是吴鹤。

　　吴鹤，其实是湘西历史上的一位名人。他是明代苗族著名儒士、湘西第一个民族教育家和学者、唐宋以来湘西苗族第一代汉文化知识分子、湘西苗疆教育的先驱。

　　不过，今人要了解吴鹤，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连他的生卒年月都无从得知，因为关于他的史料少之又少。他就像飘逝在历史烟海里的一个符号，我们只能从那冰冷的浮雕上看到他孤独的肖像，已经无法得到一个立体的吴鹤形象了。

　　根据仅有的一些资料，我们依稀可以得到这样的“认知”信息：吴鹤，苗族，明代湖广布政使司辰州府泸溪人，①后迁居辰州府镇溪上涝村（今吉首市吉首乡上涝村），生卒年月不详。吴鹤“尝从王阳明学”，并致力湘西苗区教育，应该是湘西地区历史上的一个先知先觉者。著有诗章若干卷，被世人称为“笔墨甚高”，可惜乾嘉苗民起义被镇压时,他的所有遗集“遭楚炬”。其族人“孑身避难”,以致残简逸篇无一遗存到今,这给研究他的生平和学术思想带来很大困难。不过，据称他咏叹家世兴衰的《游江南访家庙》，为苗族最早的诗作之一。

　　从有限的资料可以看出，吴鹤是一个非常有个性、有品位、有贡献的苗族学者、教育家，流淌在他血液里的执著、倔强、理性追随精神，至今令人唏嘘不止，足以给人留下深刻的人生启示，而且似乎可以从后世所有生于湘西、走出湘西的湘西名人如沈从文、黄永玉、宋祖英等身上找到那种一脉相承的特点。

　　首先，吴鹤的理性追随精神令人佩服。据《泸溪志》记载：“（吴）鹤尝从王阳明学。”吴鹤早年痴情追随号称“全能大儒”的我国明代著名儒学大师王阳明（1472—1528年），崇拜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但是他的追随又充满了理性，特别是对王阳明镇压农民起义的政见不屑一顾，最终因“道不同不相为谋”而毅然弃王而去。

　　王阳明，名伯安，字守仁，别号“阳明”、“阳明先生”，汉族，浙江余姚人，是我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还被戏称为“明朝一哥”。他精通儒释道三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其鸿篇巨制《王文成公全集》中的《传习录》、《大学问》是其重要的哲学著作，基本确立了中国思想史上的“王学”（阳明心学）体系。王阳明的学说世称“阳明学”，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知行合一”，这些至理名言和哲学思想至今令人受用。蒋介石在回忆自己的留日生涯时曾说：“日本的崛起，阳明心学是一个极大的因素。”

　　1504年，王阳明因得罪大宦官刘谨而被贬往贵州任为龙场驿驿丞（相当于今公路站站长）。王阳明赴任途中，曾先到湖南长沙讲学，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群聚岳麓书院听课，并以其思想影响了湖湘文化，王夫之就是受到影响的湖南籍哲学家、思想家。王阳明途经辰州府（今沅陵）时被辰州郡守请去虎溪书院“松云轩”（1956年定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学。吴鹤听说后极为羡慕，奔赴辰州并最终成为王阳明的门生，“得道学之薪传”。《乾州厅志·人物·儒行》如是记载:“吴鹤，乾州东乡宿儒也。乐道自守，闻王阳明先生讲学虎溪，心羡之，负笈从游，与辰州董道夫诸贤亲炙，得致良知之学……”后来，吴鹤与浙江余姚的钱德洪（1496—1574）、江苏山阴的王畿（1498—1583）都成为王阳明的高徒之一。

　　1509年，王阳明调任江西庐陵知县后，吴鹤又千里追随而去，两度在王门下学悟。但是，吴鹤在学问上以王阳明为师，但并不认可王阳明镇压农民起义的政治立场，因此他顺应自己耿直不阿的性格，选择了拒官不就，并从此不乐仕途，笃志求道。据说，吴鹤在江西时与一位十分了解王阳明的僧友谈经论道。某日，僧友送给他枣子、梨子、食盐、生姜、西瓜5样东西。吴甚感奇异，后来终于顿悟“禅机”，明白僧友是叫他“早（枣子）离（梨子）俺（盐）江（姜）西（西瓜）”，不要再追随王阳明。果然不出所料，不久，王阳明即凭镇压赣南农民起义和定“辰濠之乱”的“功劳”，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得封“新建伯”。这正是吴鹤不认可不追随王阳明的地方。

　　近来有学者研究提出，追随作为领导学中的一个新概念，是一个很多人都把握不好的课题。对于一个组织而言，不仅需要优秀的领导者，更需要有效的追随者。但是，真正高超的领导者必须认识到，成为真正领导者的前提不是拥有下属，而是拥有追随者。从追随者来说，自己不应该成为盲目崇拜、习惯于简单接受甚至逆来顺受、或者经常产生对抗情绪的下属，不应该是一个平庸的随波逐流者，而很多情况下应该是一名集思考者、合作者、参谋者、参与者、执行者、共同领导者、共同拥护者等于一体的追随者。追随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是个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个体利益驱使的结果，这也是个人追求进步和上升的原动力。

　　吴鹤之千里追随王阳明，正是一个学子渴求学问、建立功名的表现，也是当时偏远闭塞的湘西追求汉族先进文化的历史投影。对先进文明的追随，应该永远是湘西一代又一代人不变的理念。难能可贵的是，吴鹤这种理性的追随方式，可谓最高境界。

　　再者，吴鹤“有教无类”的思想更堪称道。吴鹤离开王阳明回到湘西后，以所学先后在今吉首上涝、司马溪、三岔坪以及鳌鱼峰等设馆办学，“教训其乡里弟子”，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他办学不计较贫贱富贵，“虽牧夫竖子，皆受其教”，也就是说牧童、农夫皆得其教诲，因此深受乡民敬重。“愿我学子十年寒，群花苗岭俏”，这可以作为吴鹤痴心教育的生动写照。

　　吴因办学多年，最后积劳成疾，卒于家中，葬于镇溪（今吉首）城东。清咸丰年间，后人为了纪念这位苗族教育家，自筹资金，由今吉首籍苗族教育家向晖庭（1855—1938年）主持，在吉首市鳌鱼峰（今吉首大学师范学院校址）修建吴公祠，供奉吴鹤像，立吴鹤碑，刻吴鹤业绩于石碑石壁，并开设“潕溪书院”。同时，修建飞檐斗拱的文昌阁，将鳌鱼峰脚下石洞里的石鳌搬到峰顶设池供养，表示“独占鳌头，以顺文运”。从此，这里日夜书声琅琅，成为苗族文化教育的摇篮（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潕溪书院”并不是后人为纪念吴鹤而建，而是吴鹤本人创办）。

　　据说，在湘西地区土司统治时期，出自土司口中的“只有鼎罐煮稀饭，哪有鼎罐煮文章”这句话，形象反映了土司鄙视文化教育的社会现象。而吴鹤，就像一个火炬手，以他的智慧和远见，导引着湘西地区文化教育的路径。过去，“潕溪书院”门前曾有吴鹤撰书的一副劝学对联：“读法书畏刑，读兵书畏战，读儒书刑战不畏；耕尧田忧水，耕舜田忧旱，耕砚田水旱无忧”，这激励无数湘西子弟孜孜以求功名，以至于潕溪书院后来成为读书人研讨讲学之地。据说，书院的教育经费一直没有着落，多靠乡绅募捐、书院管理者放债生息和购置学田等方法解决。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书院的教育依然正常，尤其是考核学生的方式十分讲究，除山长“堂考”之外，童生每月还得赴乾州参加一次名为“月课”的考试，累计成绩优等者榜为秀才，可参加高一级的地方应试。童生吃住都在院内，院方发给“膏火银”，对家境贫寒的生员，还能给予别的资助。这种方式使得湘西苗乡子弟在不平等的时代，获得了平等教育的权利，这对繁荣苗乡文化、培养苗乡人才具有莫大好处。后来，书院历经变幻，先后改为湘西特区师资训练所、省立第九师范学校、湖南省湘西第一民族师范学校、湖南省吉首民族师范学校、吉首大学师范学院等，可以说见证了湘西地区民族教育的历史烟云。而且，这所学校也培养了不少杰出人才。“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曾于1946年春到书院读书，后于1952年1月2日抗美援朝期间为抢救朝鲜落水少年崔莹而英勇牺牲。

　　第三，吴鹤的开放视野启人深思。自古以来，湘西山高路远、信息闭塞，不仅文化教育成为一件非常重要同时也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开放性世界视野的培养也是一件极端重要的事情。南宋之时，因得罪奸相秦桧而被流放泸溪16年之久、现在被视为湘西教育创始人的文阁官员王廷珪在泸溪兴办了湘西地区第一家招徒授课的“东洲书院”，开启了湘西地区教育的先河。此后，私塾随即出现，学馆在明朝土司辖区诞生，乃至供科举考试的考棚在雍正十一年落户永顺，湘西开始出现诸如土家族的彭勇功、苗族的吴鹤等一批民族知识分子。吴鹤不但跟上了明朝之时知识分子追随王阳明的脚步，而且与众多当时湘西的先知先贤们接受汉文化、兼容并蓄，更设馆授徒，铺垫了湘西文化教育事业的第一块基石。尤为可贵的是，他痴迷汉学的精神令人感动，以至于“不乐仕途，拒官不就”，专事苗乡教育，培养了无数苗家子弟。而他开放的视野，更是启迪着湘西的历史。即使到了今天，如何扩大湘西地区的开放度，仍然是一个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

　　法国著名作家契诃夫说过：“民族的力量和生路放在她的知识分子身上，放在那些肯忠实地思考、感受而且善于工作的知识分子身上。”尽管吴鹤留存于世的资料不多，甚至生卒年月都无从得知，站在浮雕上，他是那么孤独。但是，作为一个湘西人，没有理由不记住他的名字：吴鹤。

　　①辰州府：明朝时一个行政辖区，约相当于今湖南中部偏西的沅陵、辰溪、溆浦、泸溪、吉首一带，治所沅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