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友芳

　　从吉首过泸溪去，顺着319国道出城不远，就到了万溶江和峒河的交汇处。这里四围青山，一湾绿水，风景如画。山脚下有个村庄叫张排寨，坐南朝北，“前有照，后有靠”，占尽风水，人杰地灵。

　　70多年前建成的湘川公路，即现在的319国道，经张排寨穿寨而过，到了两河交汇处却不修桥，而是修建一道汽车新渡口，离原来渡人的老渡口约半里路远，从而清静安宁的张排寨变成人喧马嚣的汽车轮渡码头，为这个美丽的村庄平添一道风景。

　　1964年8月，我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第一次经过张排寨渡口去省会长沙读书。那时我只觉得这个渡口风景好看，坐汽车坐船好玩，而对渡口这条小河从何处流来，它曾发生过什么历史故事则一无所知。十多年后，我来到吉首工作，重游张排寨渡口。其时，张排寨大桥早已修建，汽车渡口和老渡口，都搁置多时不用了。我站在渡口遗址上抚今追昔，联想到这个小小渡口，与我们家乡凤凰山水人事联系是那样紧密，不禁感慨万千。

　　先说与峒河交汇的万溶江吧，它的主流和支流都发源于我的家乡凤凰天星山脉。天星山脉山势雄伟，沟壑纵横，溶洞很多。万溶江源头水多从溶洞涌流而出，故名“万溶江”。万溶江之名起于何时，又是谁为万溶江起的名，恐怕已是很难考证了。但我猜想给万溶江起名的人不是诗人就是一位文学大师，要不怎么会给这条“易涨易退山溪水”，起“万溶江”这么好听的名字呢？

　　万溶江从天星山源头，到张排寨渡口，总长不足百里，也许是中国最小最短的一条“江”了。古语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万溶江虽短，但由于它孕育了一座乾州古城而名气不小。乾州古城坐落在万溶江畔，有千余年的历史。《乾州厅志》记载：“四面环山，武溪嶸绕，前有炮台杆子之雄，后有吕洞喜鹊之峻，左处清江镇溪之奇，右倚天门高岩之险，称固塞要害之地”，历来是湘西政治军事文化重镇。只是新中国建立后，首府设在吉首，县政府也一同迁去，乾州曾冷落二三十年。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扩容，市政府迁回乾州，古城又“修旧如旧”，乾州像模像样地重振雄风了。

　　沈从文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写的《湘西》中，这样描写乾州：“地方虽不大，小小石头城却很整齐干净，且出了几个近三十年来历史上有名姓的人物。段祺瑞时代的陆军总长傅良佐将军，是生长在这个小县城里的。东北军宿将，国内当前军人中称战术权威的杨安铭将军，也是这地方人。”这些都是足以让万溶江感到荣耀的地方。

　　而使万溶江名气大振的是一首《万溶江》之歌。这首创作于乾州古城的歌曲，为抗战时期“江南十二名曲之一”，与同时代的《松花江上》齐名，人称“北有《松花江》，南有《万溶江》”。《万溶江》之歌当时在大江南北广为传唱，万溶江也随之在全国声名远播了。

　　然而万溶江带着满身的荣誉，却选择在离乾州古城十多公里的张排寨融入峒河，名分也不保留了。在张排寨渡口，人们还看到一道超乎一般人想象的奇异景观：两河交汇口没有峡谷，没有落差，而是一片宽阔的河面。这里听不到水和水的冲击声，更看不到冲天的波浪翻卷，而是相依相偎一同向东流去。万溶江融入峒河的神态是那样平静，那样从容，那样坦荡。见此情景，人们一个共同的感受：万溶江消失了，它的精神是永存的！

　　再说说沈从文吧，我们家乡的这位文学大师，新中国成立以后，极少公开发表文章。或许是一种缘分，在“极少”的文章中，沈从文有一篇以张排寨渡口为背景写成的散文，主标题是《新湘行记》，副标题是“张八寨二十分钟“，发表在1956年6月号《旅行家》杂志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沈从文“文学大师”地位的恢复，《新湘行记》这篇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品，被编进《中国当代散文名篇赏析》丛书，从而得以重见天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张八寨就是张排寨，张八寨是笔误。我查阅了吉首市政府编印的《吉首市地名录》，访问了州市地名专家及当地老人，证实这里只有张排寨，而无张八寨。

　　沈从文写《新湘行记》有这样一个背景，他于1956年1至2月，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当选为委员。这年冬天，他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视察团赴湖南视察并回到湘西，在吉首住了三天。他受到州政府领导的高规格接待，住州长办公室，视察各种建设工地，市容市貌，公司学校等，晚上邀请了四五个苗族歌手来录音，发掘遗产。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回到家乡，离他过去最近一次回湘西已20多年。当他再看到那熟悉的连绵的山水和轰轰烈烈的新建设，他心底极不平静。他在写给夫人张兆和的信中说：“这里是新的城市，到处在建设，”“到处是年轻人，一切如画，”“到处都在生长。”吉首“可用十个字作形容：美丽的山城，素朴的人民，”“明年如你来，倒可写点印象记。”这次视察，大师要写一篇文章来歌颂新湘西是毫无疑问的。

　　沈从文在《新湘行记》里，不写吉首，不写乾州，也不写家乡凤凰，却去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张排寨，大师有大师的理由。他在给夫人张兆和的信中说：“如果不明白传统是甚么，新的印象也不好表现，”“有意义却正在背景，到这里来写报告的人，如不会写风景，他的作品是毫无希望成为应有动人效果的，”而张排寨正适合大师的口味：有山有水有过百年的“风水树”。有映着一碧群峰倒影的深潭，有两个渡口，老渡口来回渡人的摆渡画面，保留在大师的记忆中不下百十种，他初到这个地方，一切陌生一切又那么熟悉，这实在和许多年前大师笔下涉及的一个地方———边城太像了。大师又在这里找到比他小说里的翠翠晚生几十年，同样在青山绿水中摆渡的新翠翠，张排寨是秀美湘西的一个缩影。在这样优美的背景和环境下，沈从文讴歌湘西新建设、赞美如诗如画的湘西山水、对故土人事风情充满挂念的伟大作品———《新湘行记》必然在这里横空出世。

　　还有一件事，沈从文先生是这样记述的：“有一年这样冬晴天气，曾有过一辆中型专用客车在此待渡，有七个地方高级文武官员坐在车中，一阵枪声下同时死去。”这一段看似平淡的描述，其实是包藏了的极大悲愤，向世人诉说一桩惊天血案。1949年5月9日，离吉首解放的时间刚好半年，我们家乡凤凰的顾家齐，曾任国民党军队的师长，一行数人去长沙赴任省政府委员，车至张排寨渡口停车待渡，被预先埋伏的数十人开枪杀死。这桩血案，由于处在新政权尚未建立、旧政权土崩瓦解的混乱时期，而不了了之。

　　现在人们坐车经过张排寨渡口，不再“有二十分钟的耽搁”，而是从张排寨大桥上半分钟就飞驰而过。但张排寨渡口仍像一本历史大书，它记录了过去的历史，也必将继续记录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