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 浪  摄

　　文/罗应贵

　　“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这是我们乡间的一句俗话。当我6岁时，父母为了不让我变成“猪”，送我进了本村的一所私塾读书。

　　私塾先生姓向，名成斋，乡间人都尊称他为“向夫子”。他白发银须，左脚有点跛，走路要拄拐杖。乡间人都讲他学问很深，曾在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部下当过师爷，某次打仗，脚受了伤，就弃武从教，从镇竿（今凤凰县城）来乾城县所里镇砂子坳（今吉首市吉首乡砂子坳村）投亲靠友开办私学。

　　我记得发蒙那天，正是过春节不久。五更头时，我就被父亲从酣睡中唤醒，之后，穿好用家织布缝制的浅蓝色长袍，戴上青色瓜皮帽。洗过脸后，在父亲的指引下，向香烟缭绕、烛光通明的神龛三叩九拜，祭祀列祖列宗，祈求祖先保佑、读书成器。

　　接着，父亲叫我打上一把红纸伞，提着一个用竹篾做的四方灯笼，由他带领，来到了私塾。

　　学堂同样灯火通明，香烟袅袅，在神龛下摆上一张八仙桌，供有“至圣先师孔子牌位”，牌位前的香炉里插着三炷香，两旁一对红烛，烛光闪闪。此时先生早已在那儿等待我们父子俩了。我在先生的示范下先朝拜孔子，而后再叩拜先生。接下来，先生就用土红毛笔圈点《三字经》上的“人之初，性本善……”他边点边读，我也跟着读，这就算随师发蒙了。

　　过了半个小时，仪式完毕，我便提着灯笼回家。不久，天已大亮，该是上学的时候，于是，我吃了母亲煮好的早饭，提着父亲给我买的细篾小篮，邀上事先读书的伙伴上学了。从此，我告别了充满童趣的生活。

　　在学堂读书的有20多个同学，大家都是自己带桌子板凳。年纪最大的有十四五岁，小的有六七岁。私塾学生不光是年龄参差不齐，而且每个学生读的书也是五花八门。发蒙学生皆读《三字经》，老学生按自己的接受能力强弱，有的读《百家姓》，有的读《论语》，有的读《孟子》等等。学习枯燥无味，学生整天都在朗读、背书、认字、写字中过日子。谁背不下来先生圈点过的书或是不认得先生圈点过的生字，谁的手板就要挨先生的戒尺。

　　书读得很多的学生，除读好规定的《四书五经》外，可请先生开讲，剖析书中的字义、句义，以求甚解。开讲有一定的仪式，或一个人或几个人，学生都要给先生送大红公鸡，点蜡烧香。学生也可以抽时间请先生点读《千家诗》、《声律启蒙》、《增广贤文》等其他辅助读物，还可以请先生教学算盘，吟诗作对。

　　私塾学生把学生习字作为必修课之一。开始叫学生描红时，先生要用土红毛笔写上“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要学生照着描，继而要学生照描“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然后送先生号字，描得好的可得连耙圈。学生每天的习字要好好保存，不能乱丢，不能用脚践踏，更不能用作便纸，要一天天保存好，放到阴历每月初一、十五祭祀孔子时统一焚化。先生告诫学生：谁若违反这些规定，谁就对孔夫子不忠，会遭雷打。

　　凡读私塾的学生，每人一年要向先生交一斗大米，一年三大节要向先生拜节，过春节送猪肉、糍粑，过端午节送粽粑，过中秋节送鸭子和粉粑。哪个学生送得多，送得好，先生就喜欢哪个学生。读私塾没有寒暑假，也无修业年限，逢年过节才得点休息，就像关在笼中的鸟儿，失去了自由与欢乐。不过每到春耕大忙季节，先生要给他的稻田施肥，于是到了下半天，先生就安排学生到村前寨后捡猪牛粪，到山上野外为他打绿肥。这样，我们这些学生就像飞出笼子的鸟儿，背着先生边拾粪，边嬉戏，“躲猫猫”、“开仗火”、“掏鸟窝”等等游戏，我们尽情地玩，百无禁忌，总巴望着太阳慢点落坡，先生慢点放学。

　　后来，父亲把我关到距家乡5里之远的所里镇中心国民学校读新学去了，从此我离开了私塾。

　　50年一晃而过，私塾生活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清晰地烙印在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