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传孝

　　二姐从老家浦市打来电话，哭诉说88岁的老母亲，拿着拐杖满街追打着她和三姐……

　　在县城工作的我，来不及交代手头还没做完的事情，放下电话，当天就火急火燎地赶回家。

　　这些年来，母亲眼不花、耳不聋，就是思维开始有些混乱，说话经常说到后面忘记前面。然而，二姐和三姐都已经是做了外婆的人了，还挨打，的确又值得同情，作为儿子，家里的老幺，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一进家门，还没来得及跟母亲打个招呼，二姐就赶紧把我拉到一边，向我诉说着她的“委屈”：“小弟，你看，哪有这样的母亲，头发两个月不肯洗，都臭了，你三姐叫不动她，我就强行把她拉到卫生间给她洗头，她边洗边骂，我不做声，头发洗完了，又给她洗了个澡，她还是脏话不离嘴，我也忍了。你三姐劝了她几句，叫她要讲点卫生，她就连三姐也一起骂！”

　　为缓解紧张气氛，也为了安慰二姐和三姐。这时，我笑着插话道：“你们都50好几的人了，能挨上老母亲几棍子，那可是你们的福气呀！”

　　二姐说：“亏你还笑得出来！她说累了，硬要明天洗澡，我说不行，深秋天凉，难得今儿好天暖和，就强行给她洗。她就说我姊妹老要折腾她，她边洗澡边说自己一辈子受的那些苦……洗完后，她就拿起你刚给她买的那根龙头拐杖，追打我们了。”

　　听完二姐的哭诉，我开始回想起老母亲的一辈子。

　　还是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爱在我面前唠叨她的家世。母亲上个世纪出生在浦市城远郊的一个书香门第。外公是一晚清秀才，有一书童常年服侍。外公的第一个妻子去世后续弦，他的第二位妻子就是我的外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读书人既痛恨清廷软弱无能、政治黑暗；又愤怒当时的民国政府腐败，连年战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那时的年轻知识分子主要有两种倾向：要么起来革命，反帝反封反腐败，为建立理想的新中国而奋斗；要么萎靡不振，自闭自残自甘堕落。外公选择了做后一种人，他吸食鸦片而导致家庭败落，英年早逝。

　　外公去世时，母亲是家里的老三，才8岁。上面有一个13岁的姐姐和一个11岁的哥哥；下面有一个不到3岁的小弟。记得母亲曾亲口跟我说过：“那时你外婆还年轻，寨子里的老媒婆要介绍她改嫁到一个大地主家去做小（妾）。我死死抓住你外婆的手，对媒婆吼道，谁要是把我娘抢去，我就和谁拼命！老乌鸦，滚！就这样，媒婆再也不敢登我家的门了。”外婆一个人拉扯着母亲四兄妹长大……没钱买牛，外婆就在前面做“牛”拉犁，11岁的大舅在后面掌犁把；没衣服穿，母亲就和大姨共用一件外套，谁出门谁穿……

　　抗日战争期间，不到18岁的母亲嫁到了我们姚家。亲身经历了姚家从富甲一方到一贫如洗的沧桑变迁，经常挨婆婆（我祖母）的打骂，她严守“三从四德”，受尽了封建家庭的磨难和屈辱，顽强地和父亲拉扯着我们6兄妹。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家里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时，人到中年正想喘口气的母亲，却迎来了人生的悲剧：1979年，父亲因病撒手人寰离开了我们。我们6姊妹，只有大哥一个人成了家。母亲一个人历尽艰辛、不离不弃，像当年外婆一样，坚强地拉扯大我们5个兄弟姐妹，直至一个个都成家立业。

　　转眼，又近20年过去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母亲最骄傲的儿子，我的哥哥，在吉首湘西大剧院总经理任上英年早逝。那时母亲七十有三，老年丧子的悲痛已让她没有了眼泪，三天不吃不喝。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们5兄妹在各自的人生奋斗中都小有收获，母亲的生活条件也大为改善，记得5年前母亲还曾高兴地跟我说过：“儿啊，现在生活条件好啦！你老娘想要活出个人样来，多活几年，争取活过一百岁。”我当时听了，心里甚是欣慰。

　　然而，从前年开始，母亲身体却明显不如往年，一天天衰弱下来，今年甚至时常有些神志不清，无缘无故地发脾气骂人打人了。

　　看着眼前还一脸怒气、愤愤不平的二姐，我语气委婉、和颜悦色地劝说道：“你应该知道母亲这一辈子不容易啊，人生的三大悲剧———幼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她老人家都经历了。可是我们的娘总是守着我们这个家、守着我们、守着我们的儿孙，历尽磨难、受尽屈辱，却始终如一、不离不弃。我们做子女的，也应该顺从顺从她了，好好孝敬孝敬她了。”

　　听了这些话后，一直都委屈难耐的二姐，不停地点着头表示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