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秋宇

　　小时候，父亲这个词，在我仅有的认知里是个模糊的概念。

　　有关父亲的所有记忆是从2004年那年冬天开始的。那个冬天似乎特别冷，以至于见到父亲时，我并没有多高兴，只是觉得，那张在我记忆中一直模糊不清的脸，终于在那个冬天被放大了，豁然清晰。也是那时才知道，我有着一张酷似他的脸。

　　小时候，我只知道他去了很远的地方，那是一个繁华都市。他每月会定时给家里寄几百块钱，在那个一支铅笔只要两毛钱的年代，几百块已经算多了。每到这个时候，我总能看见母亲舒展了紧皱的额头，我们姐弟也总能穿上新衣服，然后特神气地从同村小孩儿跟前走过。那个时候，我便忘了去想那个我叫父亲的人。偶尔，我会问母亲，他长什么样？母亲便会从衣柜的最底层，拿出一张5寸的黑白照。照片里是两排穿着迷彩服的士兵，母亲总是指着第一排左起的第四个给我看，由于那时的照相技术并不好，看上去不是很清晰，所以，我仍然记不住父亲的样子。

　　我是有些恨父亲的。他是生我养我的父亲，他没骂过我，更别说打了。

　　按理说，我是没有理由恨的。他离开时，我还是个背着书包，扎着两个“冲天辫”的二年级学生。那是个不识愁滋味的年纪，有饭吃，有书读，每天上学兜里还有五毛钱的零用钱。认真完成作业，得到老师几句表扬，就可以整天咧开嘴巴笑了。有时，我还会找来薄薄的信签纸，在纸上写几行歪歪扭扭的字，装进一个土黄色的信封里，用糨糊封好。再写上一个陌生的地址，欢天喜地地塞进那个绿色的大邮筒里。甚至有一段时间，我觉得父亲是很有能耐的。他让家里还清了欠下的债，母亲再不用为了我们姐弟的学费去给人家说尽好话。

　　这样的日子就这样延续了六年多，而这六年里，我就在母亲的背上，在母亲的目光里，逐渐长大。这段成长时光里，我见惯了母亲独自一人，一口袋一口袋地把稻谷从田里背回家，汗水打湿了头发，一缕一缕黏在额头，见惯了母亲弯着背在烈日下给玉米苗除草，日暮时分，一脸疲倦地归来，我习惯了和年幼的弟弟在深夜陪着母亲把水引进干旱的稻田……

　　这些情景在年幼的我的眼中和心中，习以为常。

　　直到有一天，同学的母亲一身光鲜亮丽地来校看望她。我突然想起了我那远在千里之外的农村的母亲，此时此刻，她又在做什么呢？是不是又拖着疲惫的身躯在暮色里归来？又或是一天的劳累，又让她沉沉睡去……我突然想起了母亲这些年来所承担的一切。她用柔弱的双肩挑起了整个家庭，岁月过早地在她脸上刻下斑斑裂痕，我突然埋怨父亲的久久不归了。

　　而他，仍旧不知归期。

　　再见父亲时，已是六年后。

　　那年冬天，他突然回来了，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我的教室在三楼，那天是母亲把我叫下去的，说他回来了。我跟着母亲匆匆下楼，看见了站在操场上的他，瘦瘦的，高高的，穿了件黑色的皮夹克，我努力地把面前的这张脸与照片里的那张脸重叠在一起，却发现他已不再是记忆里年轻的模样。那一刻，突然觉得鼻子酸酸的。喉咙堵得慌，却找不到掉泪的理由。

　　之后，父亲便很少出远门了，春耕秋收，他成了家里的主力，母亲的担子也有了些许减轻。而我始终无法理解，为何他当初可以一去那么多年。

　　如今，我已从师范学院毕业，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成长的我深深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每每周末回家，总会和母亲聊很久。从母亲的口中我或多或少地知道了些缘由。

　　我们都穷怕了。这是母亲常和我说的话。父母结婚分家时，只分得了一个大锅、几分田和煮饭用的铁鼎罐。那个年代，粮食产量低加上田又少，常常接不上粮。幸好外婆家还算宽裕，在接不上粮时，父亲就从外婆家一担担地挑回一些还没晒干的谷子，和母亲连夜在大锅里用柴火焙干。

　　后来，我和弟弟相继出世，又多了两张嘴，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那时候，大伙都没外出打工，就守着各自家里的几分地过日子，日子紧巴巴的。加之我身体不好，隔三差五地往医院跑，母亲担心我打针太多怕致残疾的同时，还要操心我的医药费往哪里去讨……

　　一年唯一的盼头就是屋前的那几棵梨树了，如遇雨水好梨子大丰收的年成，我家便能分得一两背篓的梨子来救急。印象里，记忆最深的应算去二姑家喝满月酒，母亲为了给我买条裤子，向爷爷要一背梨子去卖，却被长辈们臭骂一顿，最后梨子没得到，还吵得不可开交。母亲学过裁缝，心灵手巧，没钱买新的，她就把自己的衣服翻出来，经过裁剪加工，给我们姐弟俩做衣服。也是那时候，父亲便坐上了南下的列车。尽管母亲和我说这些时，语气平淡，可我仍然能体会到那种时过境迁的无奈。

　　父亲那么多年一去不回了，如今，我已经能够理解了。

　　时光越老，人心越淡。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渐渐学会明白，这个抚养我长大的男人，人生背后有着说不完的辛酸苦辣。

　　让我们含泪铭记：这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他把所有的卑微屈辱都藏进自己心里，然后再以一座山的形象挺立在我们面前，这个人就是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