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文章

　　作为“文学湘军五少将”之一的青年作家于怀岸一直坚守着底层叙事，他的小说创作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从湘西一个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村寨———猫庄出发，开始至今长达近二十年的漫长的叙述旅程。多年来，他的作品一直活跃在《花城》、《上海文学》、《大家》、《中国作家》、《芙蓉》、《世界日报》等一批全国最主要的文学期刊及海外报纸副刊上，成为文学湘军新生代实力派作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于怀岸辍学离开湘西，来到繁华的经济大都市广东，成为千百万打工队伍中的一员。这个时期是于怀岸文学创作的起点，因为他本身是一个从乡土环境中出走的底层人，所以，他的小说也就自然而然地讲述了这些底层的异乡者在社会转型期间底层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命运起伏，记录了这些来自乡土世界的“异乡者”在“城市”所遭遇到的文明的冲突与碰撞。

　　《台风之夜》讲述的就是几个湘西汉子在南方打工时一个夜晚的遭遇，他们在异乡被骗被抢，并遭遇了台风侵袭。这个文本几乎集中了一个异乡者所有的疼痛：异乡人与异乡人之间的矛盾（海二和安徽小子发生冲突被开除出厂）；异乡人与本地人之间的冲突（坐车被本地人骗、抢）；异乡人对社会体制的仇恨（对联防队的仇视）；甚至连这里的天气似乎也要和这群异乡人作对。这个台风之夜简直成了这群一无所有的异乡人疼痛的梦魇。在这个夜晚，我们看到了这群异乡人与这座城市的格格不入，看到了他们人格的倔强与自卑（他们自嘲是湘西猪），看到了这座城市物质繁华背后的人性冷漠，看到了异乡人梦想与现实的二元冲突。这群“异乡人”对“本地人”对这座“城市”刻骨铭心的仇恨其本质上书写的就是“城市”和“乡土”这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峙。

　　《别问我是谁》的主人公4号是一个没有自己名字，只有自己代号的异乡者，作为一个女性，在这座城市里，在一系列诸如：“富豪老板”、“公安局副局长”、“黑道”等象征这座城市权力与欲望的词语面前，她显得无能为力，完全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她从失身到被包养最后走向与这座城市对抗的道路，都表明作为弱势群体的异乡者在这座城市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残酷现实。这个小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作者把这个受侮辱的女主人公符号化，在“别问我是谁”的预设中既是主人公对自我遭遇的一种痛彻心扉的心酸无奈，更是一个异乡者在这座城市失去自我身份的尴尬。没有名字的4号其实更是一个隐喻，隐喻了“乡土”在“城市”中失去了自我的身份，甚至被完全淹没，进一步传达了这两种文明你死我活的势不两立。

　　《远祭》是于怀岸描写异乡人外出打工题材中最简洁最有力量的一个作品，整个作品充斥着一种悲剧的力量震撼人心。主人公二百六是一个弱智，他来到繁华都市，很单纯地只想赚钱，赚钱的目的也很单纯地只是为了弟弟读中专，成为“国家人”。后来，因为弟弟毕业想分配到一个事业单位，需要大笔钱给县里领导打点，二百六自残自己的手臂以获得赔偿金从而实现了弟弟的愿望。这个小说的悲剧性一方面在于二百六这种自残的方式太血腥太残酷，另一方面在于二百六这种自残是一种快乐的自残，他自残后除了快乐竟然找不到半点的忧伤、疼痛。这种欧·亨利似的“带泪的微笑”无疑增添了小说的悲剧力量，让我们从断掉二百六手臂的那张血淋淋的机床上，泪眼婆娑地看到一个异乡者被这座城市所吞噬的悲惨人生。

　　于怀岸小说中这些异乡人在这座城市上演了各自心酸、悲惨的命运剧本，他们带着各自的梦想，从乡土世界走来，在这座城市里，他们失去了各自的青春、体力、肉体、尊严，乃至生命。他们其实并不是想要融入这座城市，他们也无法融入这座城市，城市与乡土本质意义上的区别与矛盾，构成了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正因为如此，《别问我是谁》里李小牧不可能接受本地寡妇阿娟的爱情，哪怕那是一份真实的爱情，哪怕那份爱情能够让一无所有的他马上获得物质上的富有。也正因为如此，《落雪坡》里陈永临终最本能的渴望还是回到故乡落雪坡。

　　当然，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并不是一种完全的对立，他们之间也有很多相融共生和互补的文化基因，于怀岸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屋里有个洞》这个文本里，李有东和周小群两夫妻在他们固有的乡土文化的生态系统里永远走不出落后的传宗接代的思想局限，而最后，在广东打工的大丫在城市开放的文化格局中受熏陶受影响，从而认清了父母被传统观念钳制从而痛苦一生的悲剧性，最终终结了父母的愚昧。在《放牧田园》里菊妹在大城市里打工被骗失身怀孕，她在那个大城市里受到的所有欺骗、羞辱以及对城市的恐惧，最终在憨厚的二宝———这个淳朴乡下小伙子的胸怀里得到了包容。

　　《去天堂》是于怀岸对城市与乡土文明进行理性思考较为深刻的一个文本，赵五妹虽然是猫庄乌古湖土生土长的土家妹子，人性的蜕变却让她成了靠出卖自己肉体行骗的骗子，广东佬虽是一个城市的好色之徒，但在关键时刻，却有着一种更普泛的道德情怀———他舍身救了车祸中的学生。而与之相比的是乡下人的狭隘、阴毒（赵小光）与势利、自私（王乡长）。在这个文本里，于怀岸没有把乡土与城市文明简单地看成一种矛盾的对立，也没有了以前对城市人的那种仇恨和偏见（虽然小说的主人公之一车主老四有这种偏见和仇恨，但最终获得了消解），他用更理性的叙事表明文化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善恶本性之别。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南方，以林坚、张伟明、安子等为代表的“打工文学”盛行，“打工文学”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打工仔”———城市异乡者的一份特殊的精神纪录。于怀岸这个时期的大多数作品当然也可以归于“打工文学”。但是，从《屋里有个洞》、《去天堂》等作品中，于怀岸对城市异乡人所遭遇的文明冲突有了更为理性清醒的认识。他开始更为注重对这些城市异乡者自身的精神缺陷和人性弱点进行反思，这无形中回应了“五四”启蒙文学“国民性批判”的主题，开始找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所发掘的人性深度，也超越了当时众多打工文学作品单纯记录“伤痕”的局限。